摘要：美国公共民俗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民俗学的公共性特征及相关实践自学科发展之初就从未断绝。本杰明·博特金的相关主张及活动鲜明体现了这一特色。他以包容的心态理解民俗，关注那些正在创造中的、鲜活的民俗形态，他坚持尊重民俗主体，并努力“还俗于民”，帮助民众理解、欣赏、认同他们自己的民俗。了解他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深化对美国民俗学尤其是公共民俗学发展进程的理解，也可为中国公共民俗学的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本杰明·博特金；公共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美国民俗学
作者简介：程浩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美国民俗学的分支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实际上，从民俗学诞生之初开始，公共性和实践性就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维度和鲜明特色。随着公共民俗学的蓬勃兴起以及晚近以来后现代思潮等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学科历史，在前辈学人的论述及相关活动中寻找公共民俗学的基础与先声。他们注意到，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并不局限于当代民俗展览、民间节日、媒体作品等公共民俗学关心的议题，也包括历史上的世界博览会、博物馆展览，以及文学家、记者、社会批评家们关于民间文化所做的工作。例如，19世纪中期美国民族事务局对印第安文化的搜集记录；美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初对各族裔多元文化的抢救搜集；大萧条时期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Project）对全美范围内民俗的记录和出版；二战后的“美国民俗宝藏”（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1944）等商业书刊；等等。那么，这些活动如何体现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特征？它们在学科发展史上又占据怎样的位置，做出了哪些贡献？重读美国民俗学史上这些公共性实践，又可以为反思和建设中国民俗学带来哪些启示？本文以被誉为“美国公共民俗学之父”的本杰明·博特金（Benjamin A.Botkin,1901~1975）的学术思想及相关活动为研究对象，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博特金是美国著名民俗学家，他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较早注意到文学与地方民俗传统的关联，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活跃于民俗学领域，并最早对“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进行理论阐释。他也是美国民俗学史上曾饱受争议的一位学者，他主编的《美国民俗宝藏》丛书曾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激发了公众对美国民俗的兴趣和关注，但也因此招来学院派民俗学者的猛烈批评。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 Mercer Dorson）曾提出著名的“伪俗”（fakelore）概念，矛头指向的正是博特金，他将博特金称为“伪民俗学者”（fakelorist）。在当时的学院派民俗学者看来，博特金们的资料搜集方法和民俗普及化倾向一无是处，反而会将本来就不够成熟的民俗学引入歧途。但1970年代以后，随着公共民俗学的迅速发展，学界对博特金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他的工作被视为公共民俗学的先声。从一位民俗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到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术史轨迹的变迁和不同阶段学术面貌的移易。本文尝试通过探究博特金的思想主张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来呈现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及其经历的争论和曲折。
文学创作与地方民俗传统：博特金论文学地方主义
博特金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立陶宛犹太移民家庭，先后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英语专业的学士（1920）、硕士（1921）和博士（1931）学位，并于1921年至1939年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英语教授。在成为一名民俗学家之前，博特金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对民俗最初的兴趣。
作为一名诗人，博特金自称是促进地方诗歌发展的宣传员，对美国20世纪的文学地方主义（literary regionalism）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地方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文学热潮，它的兴起是由于随着社会发展，二十年代美国城市人口数量开始超过乡村，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文化危机，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消费主义、同质化的城市文化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们强调文化的多元选择，于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文化、地方传统和地方景观。
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博特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期间曾主编相关诗集，努力探索文学上的“俄克拉荷马风格”，来对抗东海岸的文学霸权。这时他已经有意识地关注地方民俗。他认为，新的地方主义作家要对民间文化有更广泛的兴趣，俄克拉荷马风格不能离开俄克拉荷马的主题和内容，它的发展应建立在对地方材料的充分利用上。这样的理念也贯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的绝大多数诗歌完成于二十年代，其兴趣更多地关注与民俗相关的主题而不是浪漫主义抒情，那些公认的优秀诗作通常都表达出对地方环境的认知和感受。1927年，博特金出任俄克拉荷马作家联盟主席，进一步倡导在文学创作中植入俄克拉荷马元素，延续地方脉络，从而唤起地方文化意识和地方意识。
博特金在文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呼吁作家不仅要注意在作品中添加民俗元素，还要学习如何再现、转化和提炼这些民俗元素的意义。表面上看，民俗对博特金来说只是文学创作的资源，是文学作品想呈现出地方风格需要借助的材料。但如前所述，文学地方主义的产生是为抵制城市化进程可能带来的文化单一化、同质化危险，那么博特金的文学主张实际恰恰是他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反映。他把“地方主义”理解为“伴随一个地方的关于习俗、信仰、地点、语言的传统的力量，包含着这个地方人群的特殊性格和表现，是种族的和地理的合成物，同时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定义不仅限于文学，更指向文化，尽管这一时期博特金的活动主要围绕文学创作展开，但他的思考是关于整个文化的。从他的“地方主义”定义来理解文化，俄克拉荷马文化也就不再被视为纯粹美国文化的边缘，而是美国文化独特的地方分支；“民俗”之“民”也不再只指向那些文化或地理上孤立于主流之外的人群，而可能是每个群体或社区。博特金旗帜鲜明地提出，美国不是只有一个均质的群体（folk），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民众群体，对应当地不同的地方文化、种族或职业人群。从所有群体中发现民俗，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珍视文化多样性，这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理念，他以此反驳那些认为美国没有民间传统、没有“民俗”之“民”的观点，以及那些认为美国文化多样性会消失的论调。
此外，博特金认为文学与民俗（民间文学）最开始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书写和印刷技术的发明、社会分层、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等，二者才逐渐分离。他坚持打破二者之间的界限，并发明了“民声（folk-say）”这个术语，来涵盖民间文学本身以及那些“功能和事实基于传统和地方材料的散文、诗歌”。博特金指出，这个术语并不否认民俗的科学调查价值，但把民俗更多地看作文学而不是科学；它并不排除人类学意义上遗留物式的民俗，但主要指口头的、语言的、故事讲述的以及作为文学材料的民间文学，同时包括那些关于民间的文学和属于民间的文学。这个概念并未得到学界的太多响应，在博特金后来的论著中也极少再出现，但实际上，他关于民俗学的观点和立场在这里已经初露端倪：首先，他坚持民俗与文学同属于民众，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民俗，而不是将民俗限定为纯粹科学的学术对象；其次，他将民俗和文学都视为艺术，而不论其高雅还是低俗，来自乡村还是城市，重视的是其在生存语境中的价值；最后，既然民俗与文学开始是一体的，那么对民俗资料的搜集就不应仅局限在口头传统，书面甚至大众媒体中重现或再创作的民俗都是他后来关注的对象。可以说，“folk-say”已经为博特金日后主持民俗普及项目、主编民俗普及丛书等奏响了先声，但也正是这些观念和方法，日后遭到学院派民俗学者的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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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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