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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旧唐书》关于张九龄生平记载及其诗歌风格考证，可认为该诗的创作时期殆为张九龄辞官回乡时所作（736年），该诗中的“斗龙舟”应是对龙舟竞渡习俗的情感抒发。另外，成书于唐代大和九年（835年）的《大唐传载》中也记录了皇家举办龙舟竞渡活动的文字，“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而我们熟知的唐人张建封作品《竞渡歌》是关于端午龙舟竞渡描写最佳的一篇，张建封将端午龙舟竞渡时的情境描绘的传神灵动，龙舟的形象亦描述的十分清晰：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在唐代有关端午的很多诗篇中也明确出现了龙舟竞渡的文字描述，如刘禹锡《竞渡曲》云“蛟龙得雨耆鬣动，饮河形影联”、元稹《竞渡》云“壮哉龙竞渡，一竞身独尊”、卢肇《竞渡诗》云“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等等。根据现有的古文献资料，可以明确判断“龙舟竞渡”习俗在唐时已流行于世，但从初唐诗人的相关诗篇中，未发现有明确描述龙舟竞渡的相关文字，龙舟竞渡出现的时间殆为安史之乱前夕。
二
目前，对龙舟竞渡文化源头的解释，有多种说法，诸如纪念人物说、送标禳灾说、龙图腾说、祭祀水神说等，其中，纪念说无论在民间流传还是古文献记载均很广泛。《荆楚岁时记》称：“竞渡……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纪念屈原、伍子胥、勾践、曹娥的传说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很流行。送标禳灾的说法，明代学者已倡其说，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二云：“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杨嗣昌《武陵竞渡略》云：“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禁酹诅咒疵疬夭礼，尽随流去，谓之送标。”江绍原先生据《五杂俎》、《武陵竞渡略》之说，亦认为龙舟竞渡习俗最初为古代先民祓除不详的一种公共卫生法术活动。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及《端节的历史教育》中提出龙舟竞渡是上古民众对龙图腾的崇拜，是龙祭活动的一种表现。林河与闻一多的观点相似但做了进一步修正，明确了龙舟的使用最初并非竞渡，而是来自先民龙舟祭祀水神的水上巡游活动，其水神便是龙的图腾，竞渡是在屈原投江后逐渐形成的习俗。万建中对闻一多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越人龙舟竞渡并非古已有之，广布在我国南方的竞渡习俗源于原始的魂舟祭祀活动，直至春秋晚期，受中原或楚文化的影响，竞渡与龙舟才联系起来。
龙舟的起源与龙崇拜密不可分。龙崇拜的文化渊源令人迷惑难解，常见的观点是认为龙原本为一种实有的生物，传说中的龙则是这种生物神话的结果。其实，真正的龙之观念最早是由星象而来，实指“东方苍龙”。上古时期，中国先民便对天文有了系统的认知，“四时不失，故五谷不绝”的道理早已内化到社会民众的心理结构之中，由于星象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民众逐渐的将星象进行分类命名，并设立了观测天象的专职人员，如“火正”、“祝融”等职。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云：“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龙形象是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蚌塑摆放龙、虎形态，墓主人“左龙右虎”的摆放形式充分印证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天空星象观念，说明此观念在6500年前业已形成。
在众多星宿中，“东方苍龙”最为重要，是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的合称，亦被称为“苍龙七宿”，“苍龙七宿”在一年中的暮春之月起于东方地平线，暮秋时落于西方地平线，“苍龙七宿”随时间变化在天空的位置及形态会有不同变化，它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提供了准确的时间指南。有关“龙”的概念最早在甲骨文中便已出现，而对其作细致描述的则出现于《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有学者指出：“《易》所谓的龙，自《易传》之后，历来就被理解为君子人格的象征，而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的升降变化，也仅仅被理解为象征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修养功夫。其实，爻辞之所谓‘龙’，本义全谓天上的苍龙星象，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云云，说的无非是苍龙星象自春至秋由升到降的周天运动”。《说文解字》卷十一所谓“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长能短，春分而升天，秋分而潜渊”也是指的天上的苍龙七宿。
从考古发现与《说文解字》及《周易》对龙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古人以“天人相应”的思维方式将天空星象与地上之物模拟对应，虎、雀、龟、蛇为地上现实存在之物。龙在地上的对应之物是“虫”，这是很有道理的，立春之后虫类生物开始复苏，此时正是“苍龙七宿”从东方地平线下刚刚升出头角的时段（角宿露出地平线），即乾卦爻辞“见龙在田”；第二，龙为鳞虫之长，那就又并非地上现实之物，《说文》中“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周易》中的“六龙”解释的正是“苍龙七宿”在一年当中天空形态与位置的变化。所以，龙崇拜并不是来源于现实之物，而是来源于“苍龙七宿”，由于“龙”（苍龙七宿）是农耕社会观象受时的主要依据，它与农时节令吻合一致，直接关系社会民众生活、生产，所以“龙”对农耕社会极为重要，重农必须重“龙”，尚农必然崇“龙”。在古汉字中，“农”从“辰”字，“辰”既有时间之意，又可代指龙星，两者之间确实具有同源性联系。“苍龙七宿”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被民众赋予了文化的意蕴，并将其作为神圣的图腾，加之其登天、潜渊、乘龙御天变化莫测的特点，民众自然将其神化为与天地合德、上天入水、行云布雨而无所不能的神物了。
随着古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审美水平的上升以及艺术能力的进步，将舟楫艺术化、图腾化赋予龙形象是历史的必然。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中，男子水中乘龙舟的描绘已非常成熟，与帛画同时期的屈原作品中，特别是《九歌》中，就有众多龙舟祭神的场面。如《东君》“驾龙辀兮乘雷”，《云中君》“龙驾兮帝服”，《湘君》“沛吾乘兮桂舟，驾飞龙兮北征”，《大司命》“乘龙兮辚辚”，《河伯》“驾两龙兮骖螭”等，林河先生认为：“在古代端午节划龙舟的本意在于娱神而不在竞渡，竞渡是后起的风俗”。从信仰习俗的角度看，龙舟出现早于竞渡习俗，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由于对龙的无限崇拜，对舟楫为礼器的笃信，作为纯粹精神层面的祭祀活动往往由地方巫觋人员或国家统治者来组织承担，他们本身要比一般民众更具有能力来专注于追求精神、艺术层面的建构。因此，龙舟虽出现较早，但可能仅局限为某一地区作为巫觋人员或统治阶层单纯祭祀仪式的礼器，还未能作为民俗活动的普遍器物。
龙舟习俗与竞渡习俗在信仰理念方面是同一的，其中“正天时”、“调天人”为二者核心思想的具体体现。首先，龙舟与竞渡的习俗均有把握自然时间节律的历史痕迹，屈原在有关龙舟习俗的作品中：“沛吾乘兮桂舟，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其中有薜荔、荪草、兰草等植物，特别是“荪草”，即是石菖蒲，是五月份的有代表性的花草，也是端午节俗中必备物品，说明龙舟祭神习俗的时间与今日端午时段相互吻合；民间又有“五月端阳水”之说，认为五月“发龙水”，此时是龙最活跃的季节，故选此时段为龙舟祭祀。竞渡习俗的时间虽未单一的固定在端午时段，在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元日、晦日均有竞渡习俗的记载，但其中记载最集中的还是在五月时段，如五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些时日，竞渡习俗虽在春夏秋均有，但与元日、晦日、上巳、端午、重阳这些重要农时节期相吻合，岁时节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众的时间意识。可见，竞渡也具有对岁时节律的把握意识。龙舟与竞渡习俗中那种对龙的崇拜、信仰最初源自“苍龙七宿”，归根结底是源于古人对自然物候变化规律的崇拜，即“天时”的崇拜。“苍龙七宿”乃悬挂于遥远天际的天然“时钟”，是先民确定时间的最初依据。岁时节日乃是社会民众“人工复制”到现实生活中的“时钟”，龙舟或竞渡习俗的开展恰似民众在“时钟”的重要时刻“添加”了“闹铃”的功能。总之，龙舟与竞渡最初尽管可能是两种各有来历的文化形态，但两者在“正天时”方面却不谋而合。
第二、龙舟与竞渡习俗二者均具有调和天人关系的理念。这里的天人关系指中国民众对自然神的崇拜，泛指人与神灵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龙舟水上巡游祭神是对水神、天神、龙神或湘君等神灵的崇拜，除此之外也伴有祈福、求雨、禳灾、卜岁等目的。而竞渡习俗亦有祈福、求雨、禳灾、卜岁的信仰观念在其中，《武陵竞渡略》中提到：“竞渡不独禳灾亦在卜岁，俗说划船赢得了时年”。另外，《荆楚岁时记》以及后期的多种民俗文献中均提到“竞渡事因屈原、勾践、曹娥、伍子胥、介之推”的历史传说，甚至有些地区竞渡有纪念秋瑾的说法。林河先生认为，“端午竞渡与屈原投江有渊源关系，倒也切题。很可能因纪念屈原之说在全国流传后，竞渡才盛行起来”。屈原与龙舟竞渡有渊源关系不假，但竞渡是否因屈原而起的观点我们却不好认同。目前从多个版本的“人物纪念说”来看，竞渡习俗形成的时间要比这些人物存在的时间还早。屈原、曹娥投江而死，“舟楫拯之”合情合理，但介之推、勾践、伍子胥甚至包括近代的秋瑾则如何解释？竞渡为何对这些忠义之士如此眷顾，历史上比这几位人物影响力还大的众多圣人、贤哲为何无如此待遇？笔者认为竞渡之所以将这些人物联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殆为招魂以慰藉亡灵，他们虽时代、经历各有不同但生命终结的形式相似，为亡灵招魂或引魂、安魂的信仰活动亦是龙舟或竞渡习俗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安慰屈原亡灵一说要比追拯屈原更为符合竞渡的信仰理念。总之，龙舟与竞渡二者皆有处理人与超自然力量关系的“能力”，中国先民的信仰并无人格神的宗教情怀，只是在对“天时”的无限崇拜基础上逐渐泛化出自然神崇拜的意向，这种泛宗教化的心理结构乃是试图调和“天人”关系，并落实到“有利于现实生活”的“实用理性”特征表现。他与西方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观念截然不同。
三
国家官方的引领是龙舟竞渡得以真正形成的主观能动性要因，龙舟竞渡活动并非各地区普通社会民众可“自组织”的完成。从有关龙舟与竞渡的相关概念分析我们得出，竞渡的初起之时，并无“龙”的字眼描述；同样，早期龙舟祭祀习俗的相关描述也没有将竞渡与之联系。有学者提出，屈原诗歌中关于龙舟竞渡的描述甚多，如“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等。并且以此为依据，认为，“当年龙舟竞渡多么壮观，都划到洞庭湖了”。这样的推测不免有些“感情用事”，屈原作品中所有相关“乘舟”的诗词描述都没有一个部分可确定为竞渡。另外，竞渡的距离不可能超出两岸观众的视线范围，所谓的“马拉松”竞渡不符合实际，因此屈作中的龙舟描述是祭祀习俗，并无竞渡之意。并且根据古文献最初的“龙舟”记载可知龙舟的体型庞大，客观上也不与竞渡活动相互匹配。
根据可靠、明确的古文献记载，龙舟与竞渡得以结合始自唐代，《资治通鉴补》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的一次竞渡活动，“亚（杜亚）乃以漆涂船底，欲其轻驶，又使篙工着油彩衣，没水不濡，亭观池沼皆极华邃，费逾千万”。可见国家官方在举行龙舟竞渡时投入的成本巨大。又载，唐敬宗在位期间，“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很明确的纪录了官方将竞渡之舟制成龙舟形态。“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的记载可以将龙舟竞渡形成的时间保守的定位在唐初（618）至中唐时段（827），若将中唐张九龄诗《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作为描述龙舟竞渡的首创，可以将时段下限上推至公元736年“初唐时期，节日习俗以沿袭前代为主，从高宗、武后至中宗时期节日习俗开始丰富起来，节日诗会渐次增多，一些节日新变的因素在这时悄然出现……。”从唐代民俗节日文化流变特征来看，龙舟竞渡形成的上限殆为唐高宗即位（649）之后的文化“创新改革”时期。保守说，龙舟竞渡真正形成的时段在初唐至中唐时期，形成时间概率最大的时段应落在高宗即位（649）至张九龄辞官回乡年间（736）。
当然，此时社会民俗层面还未能普遍采用龙舟开展竞渡活动，龙舟竞渡只是局限在皇家贵族、朝廷官僚阶层。从唐代以后的史料记载看，有不少时期国家官方还会有禁止民众开展竞渡习俗的政令行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宋太祖时期颁布“戊子禁湖南竞渡诏”，《徐霞客游记》载“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鼍鼓雷殷回波雪涌，殊方同俗，聊资凭吊”。自唐以来，社会民众最有可能开始普遍使用龙舟来竞渡的时期应在“安史之乱”后的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时期国家为了使社会趋于安定，唐德宗采取“文治天下”的策略。具体以繁荣民俗节日、创造宽松的文化环境为特征。在德宗贞元年间，应试考题题材中以“民俗节日”最为集中、普遍，国家试题内容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与表达。此时，整个社会趋于欢乐的心理在民俗节日中表现出来，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节日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民俗活动在社会民众层面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发展，所以在此社会文化环境时期，民间方有可能采用龙舟竞渡。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3年06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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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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