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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的动因
一则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异。不同的民间传说文本，变异路径不一而足，变异的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民间传说中那些与地方历史纠葛密切的叙事文本，在其叙事逻辑中注定摆脱不了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在背后的左右和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火烧松明楼》是一则特殊的民间传说，在其身上汇聚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交织，也映射着族群发展中留下的历史记忆。这则传说的变异和“完型化”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转型的结果，这样的变异轨迹对于其它的民间传说来说可能是特例，但它也说明了作为一种口头叙事的民间传说可能会被不同的群体当作借以阐释自我的文化资本。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过程，从元代开始，至明代结束。之所以核心母题出现，一些原有情节被粘附到核心母题中，并产生了的相对完善、定型的叙事形态，与此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剧烈的文化转型关联甚密。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的灭亡，以及随之而来汉文化更加强势、迅猛地输入，使得当时大理地区的社会文化在前行中发生着巨变。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下，文化的冲击、碰撞、博弈、转型作为隐形之手促使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于民间叙事。具体到《火烧松明楼》传说，这种内隐之力的外显表现就是火烧松明楼核心母题的出现，以及搭建松明楼、火烧一炬、慈善预料性附夫臂铁钏等情节一并与原有的六诏归一和死节母题相联系、相整合，火烧松明楼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完成了《火烧松明楼》传说的“完型化”过程。
1、政权丧落后的心理疏泄
前面已述，蒙氏平五诏的情节母题在大理国时期当已产生，该母题与六诏归一的史实密切相关，但此时仅只是对史实的基本描述，松明楼火烧一炬的母题尚未出现。到了明代，六诏归一的史实被民众重新赋予阐释，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母题的产生，是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丧落后民众集体心理的反映。
笔者曾在《论明清时期白族文化的转型》中指出，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主体民族，居于当时政治权利话语的中心位置。元代，大理国灭亡，独霸一隅的地方民族政权不复存在，主体地位失落必然带来一定的心理郁积。不过，蒙古兵进入大理国境内时，遭到白、彝等族的强烈反抗，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拉拢白、彝等族中已投降的贵族的政策。加上元朝统治时间较短，还未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将征服地纳入中央王权的控制之下，因此，初历丧国之痛的白族在文化、心理上承受的震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然而，明代以降情况发生变化。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大理地区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主体民族由白族变成了汉族。加上明朝实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白族地区的典籍多被焚毁，这给白族民众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是极大的。这样的心理郁积在《火烧松明楼》中得到了反映，松明楼火烧一炬这一情节在明代的出现就是民众宣泄郁积情绪的需要。
在历史的长河中，皮逻阁是南诏历史上颇有贡献的统治者，对大理洱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有促进的，但在《火烧松明楼》中他却被描述和塑造为残忍、欺压百姓的反面形象，对于这一点，《白族文学史》中认为是因为皮逻阁是南诏国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统治者和压迫者的专横、残暴和野心，所以在民间传说中被典型化。[13]笔者认为，这或许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传说的主题思想与前述关于南诏王室的传说无疑不尽一致，它除了反映不同族群集团的矛盾以外，还反映了南诏社会的另一面——随着阶级的出现，民间意识与统治者意识逐渐分离。”[14]事实上，皮逻阁的被丑化，还包含了白族民众与官方意识相对的民间立场以及主体地位丧失中夹杂的哀怨。大理国在外来的元朝铁骑下覆灭，而当初皮逻阁也是在外部力量中原唐王朝的扶持下开始了统治之路，所以民间百姓很容易会把皮逻阁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予以塑造。南诏统一六诏的武力吞并在民间口述中被渲染为松明楼的火烧一炬，用看似夸张和简单化、集中化的矛盾冲突来遮掩皮逻阁代表的南诏统治阶层的功绩。因而，只有在南诏、大理国灭亡之后，白族民众才有可能把火烧松明楼的情节纳入到六诏统一的史实当中。而这样的塑造虽然起因在于丧国之痛和对汉文化的反弹性疏泄，但客观上也符合改朝换代后统治阶层的需要，因为中原王朝对南诏政权统一过程中的暗地扶持被隐匿和淹没，民间传说里皮逻阁付之一炬和垂涎美色的行为中暴露的残暴、荒淫正成为后面的政权取而代之的最好理由。所以，民间对皮逻阁的叙述以及火烧松明楼情节附着于六诏归一的史实，是时过境迁后民众解构官方权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是疏泄政权丧落及伴之而来主体地位丧失的痛楚和郁积情绪的需要，也是中央政权和汉文化立足当地之合理性的宣言。
2、文化转型中的群体记忆
群体记忆是对某个文化共同体拥有、共享某种群体性的记忆这一现象的描述。群体记忆不是自为性的存在，而需承载和表现于一定的中介。文学便是其中之一。相较于作家文学的差异化和个体性写作，民间文学常被视为是集体性交流表述模式的代表，而民间传说因与地方性和族群性的关联也更易成为“地方性知识”和族群历史文化的代言体。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记忆是认同的基础，认同是记忆的意义所在。然而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被延续，记忆依附的民俗主体会通过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遗忘抑或记住，这种记忆可能是选择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改造性和建构性的。白族民众正是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权更迭的大背景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性建构，并将此种群体共有的文化记忆呈现于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情节的完型化，是集体文化记忆选择的结果，也是这种文化记忆的隐性表述。前面说到，清代冯甦撰《慈善妃庙记》碑文中说松明楼传说载于《白古通记》，而且详细记载该传说的《南诏野史》、《滇载记》等均被归为“白古通”系地方史志，而侯冲认为《白古通记》成书时间当为明初，并且该书“是明初明军攻克大理并实行强权政策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是明以前大理地区历史的记述和民间神话传说的升华，客观上也是在明初这样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族民族意识的需要。”[15]记载于《白古通记》或其它地方史志的《火烧松明楼》传说，从大的历史背景和族群意识上说与《白古通记》所体现的是一致的，其中透露了白族民众的群体性文化记忆。
明代以降汉文化全方位输入云南，白族作为区域范围内主体民族的地位消落的同时，白族文化也经历着一次阵痛和转型，白族文化从一枝独秀转为汉白文化的交响协奏。在继承和保持本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汉文化，进而将之与本土传统文化进行整合，成为白族文化发展的新机制。因而，一方面是对汉文化的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化的冲击和转型中更加剧了内心的痛楚，此种痛楚又以群体记忆的方式顽强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
对汉文化的接受，表现于《火烧松明楼》传说就是慈善死节母题与火烧松明楼母题的关联。前面已述，慈善死节之事在元代已有记载，但该母题并未与火烧松明楼之情节相联系，这两个情节的勾连，以及在此过程中死节母题所呈现的忠孝节义观念的不断被强化和放大，均与明代以降汉文化的强势输入和浸染有关。
慈善死节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联系，一方面强化和突出了慈善的聪慧，其以铁钏附夫手臂的行为是对事态发展具有准确预判的先见之举，当其他人都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只有慈善因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辨出亡夫尸骨，这样的智慧可谓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也更突出了文本对于忠义观念的强调，明明已经洞悉南诏皮逻阁的阴谋，却仍碍于“祭祖”之名和南诏权威而不敢不去赴会，比起之前的文本，此中无可奈何之情更甚，对忠义的绝对尊崇愈发体现无遗。在凶残、蛮横、粗暴的火烧一炬情节的映衬下，慈善死节的“大义”体现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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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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