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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危险感知与“双重赋权”体系
冀北的女性灵媒在社会生活上是无权的边缘地位，本文呈现了这一边缘角色如何在一个既有的文化体系内的赋权过程。当然，这种赋权过程也许不是在灵媒的行动过程中主动实践的，而更像是一种文化体系中隐藏着的“赋权体系”，如果从这种角度而言，笔者倾向于将灵媒的民俗治疗实践看成是一种赋权文化体系。在该赋权文化体系中，灵媒的危险感知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中危险性因素的解释，灵媒同时也相对“操控”了人们的恐慌情感，这种恐慌性情感与孔飞力研究中的社会性大恐慌不同，其多是一种日常生活恐慌，但两者却都同时使“无权者”寻得了一种“权力”。
这种赋权文化体系却也是双渠道的，除了面向施动者的灵媒以外，对于灵媒治疗的普通民众来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赋权，灵媒感知危险的可控性从另一方面而言也增加了普通民众对日常生活风险的控制力，相较于风险社会中危险的不可预测性，灵媒诠释的危险基本上能够通过巫术予以禳除。这种赋权文化体系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权力的获得者并未使另一方成为权力的遗失者，日常生活的危险实际上也使普通民众具有了一种控制自我生活的能力，灵媒与咨询者都能在彼此的“疗遇”中增加危险的“可控性”，从而共同面对一种现实权力虚空。
在无操控力的现实世界中增加一种有控制力的虚拟世界的文化赋权体系同时也体现在现代性社会中，网络游戏也可以看成是这样的一种赋权文化体系（徐靓，2015），许多网络游戏的内容实际上也恰恰是对类似灵媒神灵世界的“神话主义”（杨利慧，2015；杨利慧，2017）改造，可以这样认为，网络游戏与灵媒的民俗医疗实践具有相同的赋权逻辑。这种跨越的相同性，也许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源自一种“社会事实”：一种对社会不可控性的焦虑。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18年0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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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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