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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演时空的无限伸缩
日常生活总是在地方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在跨学科视野里，日常史所谓“地方”，并非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包含着源于空间的日常事件和日常时间，即地方、日常、经历（史）三位一体。可见，时空视角是检视日常共同体内乡民生活的重要维度。人作为时空的产物，既生活于时空之中，又深受时空的强烈塑造与影响。评弹将教化知识纳入乡民日常时空内，极大地提升了其化育乡民的效率。评弹作为江南乡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乡民的生活轨迹和日常节律。短则一日之内，长则终年累月，总之，评弹表演几乎成为嵌入乡民日常时空中的坐标和基轴。每一天里，“书场在夜场开始时，场方从书场门口喊起，‘开—书—哉！’一边喊，一边走，喊声完，走到弄堂口。这一声喊，七点左右，不听书的当它钟用，上床睡觉了。”“书场里点一盏保险灯，书台上蜡烛，叫灯烛。一支点一个半小时左右。上台点起，点完落回。如果蜡烛的质量差，有风，时间就短一些。白天则看太阳，阴雨天，要艺人自己掌握了。”这些林林总总的时间节点几乎成为乡民日常生活的计时方式。如果说这些时间节点不足以改变乡民的日常节律，那么，长年累月的评弹演出便构成了乡民们集体活动的主要图景。譬如周玉泉的一部《文武香球》在甘露书场只做夜场的前提下竟做了四十八天。1929年秋天，擅说《狸猫换太子》的大响档杨莲青到常熟浒浦河东街的“志来轩”茶馆开书，“杨莲青一到就登台，从《兵破大浪山》开书，凭他的书艺，的确有很大的号召力。场东真像接了一个财神爷一样，于是每天的供应也费尽心机。一部《狸猫换太子》说到农历十二月中旬才说完。”特别是年档，是一年之际最好的演出。年档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演至农历三月或端午节。后来演期缩短，一般仅演半个月，即到元宵节。如此种种，当这些乡民们三五成群地走进书场时，他们的个体时间已经转变为以集体活动为主的社会时间。社会时间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被人为结构化的时间，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现象——把它看作是集体意识的产物。从而构成某一给定社会的文化节奏。这种集体性的、有规律的群体活动恰恰说明了欣赏评弹演出已经成为乡民生活的一个固定节律。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探讨社群的文化存在时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生活节奏呈现不是简历，而是一个循环。”所以，评弹展演的时间节点与时间段共同构成了乡民日常生活的休闲节律。它起到了一个“时间核”的作用。所有其他社会生活时间都依据其在整个社会时间体系中的位置而依次嵌入到这一时间轴心上，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
评弹演出在时间上俨然成为乡民生活节奏的同时，空间上也极力地展现着它融入日常生活的魔力。尽管评弹艺人行装简单，无须堂皇的舞台、繁缛的行头和布景，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或者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或者土地庙前，即可开讲。甘露书场设在大神庙的大殿上，日场只有十四五人，夜场倒有百上百下。还有“场子是土地庙，既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受香烟，又有不少人乱哄哄地在赌铜钿；中间一块地方，摆张半桌，供先生说书。这种场子叫作混场子。先生在这里说书，目的是拢住一批人”，就是乡镇上的专业书场也是尽可能的添设便于乡民日常生活的设施。诸如“书场的小台仅一尺高，台上一只书桌，两把椅子，面对书场大门，大门里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专为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或是“书场门口的天井里有一根长长的铁丝，听客吹熄了蜡烛，灯笼就挂在铁丝上。”有时，书场的职工也很殷勤，在“书将要落回，由书场职工把灯笼一一点亮。散书场时，灯笼排成串，走成行，远看很好看”。有时甚至连这些设备都不用，或者根本不用进书场，也可以满足视听的享受。听客站在书场的门外或是门口木牌下听“戤壁书”。也可以在农家的后院，“夏天，夏荷生回到故乡来歇夏，晚上在后院乘风凉，孩子们围着他叫：‘荷生伯伯，荷生伯伯，唱支开篇呀’，缠得他只好叫孩子们把三弦拿来，根据在场一个个男女孩子特征现编现唱，教育他们怎样做个好儿童，洋溢一片欢乐笑声”。“天热了，我们吃过夜饭都在园子里乘凉，他们说你来给我们说书，让大家快活、快活，他们喜欢听书，我想练书接不到书场，每夜在园子里说书，岂不是两全其美，我一口答应。明夜开书，一个露天书场形成了，我从《相堂发令》开书，说得十分卖力，邻居称赞我，‘到底名师传授，说得蛮好听，将来要冒（出名）格。’我心里也乐滋滋的”。穷乡邻买不起书筹听原版书，就听听“二手书”也是很满足的。这样，不受限制的演出空间和设备使得评弹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日常休闲需要，真正凸显了民间曲艺融入乡土的特性。
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分析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这些看似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话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时空视角既可以考察共同体空间内乡民生活要素的关联，同时也可以蠡测乡民生活内容在时间上演变更替。评弹表演在时空维度上表现出无限的伸缩性。时间上，评弹表演的时间俨然成为乡民的日常生活节律，空间上，评弹表演场所搬到了乡民平素生活的周围，书场也尽可能为农民提供便利设施。如此这般，评弹表演将知识传播的场域搬入乡民生活的日常共同体内部，将评弹演出活动与乡民日常生活紧紧粘着，为乡民接收来自评弹内容的教化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二、演述内容的日常转换
日常生活哲学家赫勒指出，包括日常观念在内的日常知识常常从“自为的”知识生产领域（如哲学、科学、艺术等）渗入，或者被有意识地导入日常生活领域，而且，这些渗入或被导入的知识，其阶级差别模糊，“使某些阶层（主要是下层阶级）不能表达由他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替代的是其他阶级的需要或利益的知识被强加于他们”。评弹的表演即为这些自为的知识导入提供了现实的路径，“数间茅屋村边开，土锉四壁生尘埃，召集田间游堕子，淫词野史杂弹唱，弦索声高多谑浪，雷同农口畅浮谈”。底层乡民通过日常空间中的评弹展演接受着知识的教化和熏陶。评弹主要有大书和小书之分，大书是评话，主要表现历史征战题材，歌颂历史著名的英雄人物或忠臣良将的作品，例如《三国》《英烈》《隋唐》等，这类书被称为“长靠书”或“着甲书”。小书即为弹词，多讲才子佳人，世情恩怨的故事，如《珍珠塔》《三笑姻缘》《西厢记》等。绝大多数作品内容植根于底层人民生活现实，不乏劝人向善，教人忠义、仁信的好作品，这些为人、为民、为子的准则成为底层人民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中最基本的部分，为维护传统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社会风气起到很大的作用。评弹在江南乡村码头演出，必须投合这一层次的观众的审美口味，展示乡民生活和乡民心理世界。因为乡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复一日的几乎没什么变化地重复着度下去，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存。除了劳动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多是无聊的碎小的。因此所表演的内容不仅要对经典角色完美的呈现，同时要通过对剧本适当的改编，在表演中嵌入日常生活元素，这样才能使原本是案头文学的弹词文本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评弹艺人们要构建契合底层民众和地方生活秩序的书情逻辑，遵循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这样才能使评弹的表演行为充分发挥维护传统社会教化，启导民众的作用。
（一）依据经典内容演绎角色
书台是乡民欣赏、观摩曲艺内容的主要平台，书台上艺人们对角色的演绎和诠释决定着乡民们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认知。评弹艺人的举手投足、行为仪轨关乎乡民们对说表内容的理解和知识信息的接收。因此，评弹艺人们对角色的经典演绎是底层民众了解剧情原委、感受艺术之美，内化思想观念关键所在。评弹艺人们对角色演绎越是细致准确，乡民们越是感觉剧情的真实确切。譬如《描金凤》里夏荷生开书即起角色，站在那里左手背贴腰，右手三个指头搭在桌子角上，俏声软语，轻颦浅笑，顷刻间只见其玉翠姑娘之美，而忘其瘾君子之烟容。状钱笃笤夜归醉态尤为绝倒。钱笃笤酒里有心，惦记家里留下徐惠兰与女儿在一起大不方便，歪着脚步一径上桥回家。将女子婀娜多姿，步态轻盈的形象展示的淋漓尽致。周亦亮说《岳传》，尽管他人生的矮，但是起角色就设法弥补。他起双枪陆文龙，“开风”（手面幅度）放大，配合眼神，一只脚踏在脚踏上，偶然一立，站起来之前，身体先往下缩一下，连人连手一伸，配合眼神，显得很高大。总之，形体仪态的呈现是听众进入角色的视觉起点，活灵活现的形体表演让听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为后面剧情的演绎和推进奠定了基础。“小书”要说得细腻。只有细腻才会将剧情一幕幕地展现在听客眼前。“《珍珠塔》里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言明，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上，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上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在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于是听众异常兴奋，互相提示说，‘看今天陈小姐下不下楼梯，”或者说“看今天叮嘱完了没有。’”乡民们跟着艺人的行为展演一步步走进书情，感受评弹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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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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