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郊村的日常政务几乎是由于氏家族和杨则锦等人垄断的。于念昭既是延年寺的主要管理人，又是村中的教育领袖，还兼营合作社，在村庄的宗教、教育与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力。更因为他与新民会4的密切联系，人又很干练，所以在平郊村的村庄政治中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杨则锦则为村中首户，地产占全村的半数之多，城内还经营米粮店数间，又在顺义开有米铺、布店、烧锅、杂货等业，他在村中虽然不担任何名义上的职务，但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实力，仍然是村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在平郊村，村庄政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乡村领袖的政治。5而这几个领袖人物的聚会地点，就在延年寺中。许多年以来，延年寺几乎成为了村中政治活动的中心，许多事情都在寺中会谈并解决施行。这与于氏家族对延年寺的掌控有关，他们既是村庄领袖，又是寺庙的公共管理人。因此，借寺庙举行公共事务的会谈就极为方便。此外，警察局的巡官、巡长以及新民会视察员之类的人物也不时会来村中视察，而村中这些领袖人物必稍备烟茶招待，适宜的地点，还是在延年寺。所以这个庙宇也成了招待外宾的处所。1929年，平郊村选举自治区代表参加议员普选，就是在延年寺中举行选举大会的。政府也派专员前来监理，并有警察维持治安，会议举行得十分隆重。这是延年寺在平郊村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所担负的重要功能。

　　此外，前文曾提到过的1925年北郊警察第二分驻区公所将办公地点设于延年寺中，这也是延年寺作为村庄政治枢纽的表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1918年青苗会会所在延年寺的设立。当时青苗会是平郊村唯一的一个公共团体，职责不仅为看青，许多团体活动也都由青苗会负责组织和经营。另外，每年九月十七日为村子里核算大账的日子，乡民也多在这一日来延年寺烧香和交地钱，办事人员也在神佛前焚香明心，非常热闹。“七七事变”后，乡村多被临时强迫组织“爱护村”，即凡在铁路线五里以内的乡村都属于“爱护村”，职责为义务看护铁路线。在时局紧张的时候，每个“爱护村”都必须派一二人，共同组织成一巡逻队，每夜往来于铁路线中查巡，以防外人掘路。平郊村即为平绥铁路清华园车站“爱护村”之一，“村长”于昭忠的名义办公处就设在延年寺中，所以“爱路旗”也悬挂在寺外的一杆小旗上。治安方面，平郊村的自卫团团部办公室也设在延年寺。所以，延年寺实际上又成为了平郊村重要的军政活动中心。1

　　在京郊的黄土北店村，村庙同样兼具社区政治与社区整合的功能。村里的公共团体组织青苗会设在关帝庙。正殿三间内关帝神像一座，配佛六位，左为龙王、阎王、二郎，右为马王、土地和财神。正殿的东边三间是1931年大秋后该村青苗会出资建造的，为该会办公处。每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帝生日，该村青苗会会规：祭祀关帝的那天，就同时举行起青手续。起青的过程还包括了一系列仪式的举行，这一天，村里各种地的人家都要到关帝庙去，带五百文面钱，到会内吃一餐打卤面，来时随到随吃，吃完后就到青苗会的办公室去报告本年度所种地亩。这一天，会头是非常忙碌的，一面要忙着起青的工作，例如上地亩账，收一部分的地亩钱，一面又要忙着祭祀关帝的各种事务。上供的时候，是在午后二时左右，由看庙的老道把香烛供品都预备整齐，放在关帝神像的供桌上，经老道在神像前念过以后，由村长代表全村把放在供桌上的黄表纸印就的长约三尺至五尺、宽约五寸的长筒子，把该村的名字写在表上，放于纸筒之内，再把纸筒两端封好，在台前烧毁。同时由村长领头，所有会头依次向关帝叩拜，再由老道率领全体会头依次向关帝叩拜。叩拜完后，由老道带领全村会头赴村中所有的庙内焚香叩头，在所有的庙中烧过香以后，由老道把供品挪到庙门前的大空场上，念经，最后由老道把供桌上的供品如瓜果这类可以吃的东西，摔一样到地上，其余的由站在供桌旁边围观的村民一哄而上，把桌上的东西抢空，祭关帝的仪式至此结束。2在这里，起青与祭祀仪式的融合十分清楚地传达了乡村社会的信仰情况及其与农民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乡村领袖也借此机会完成了他们对村庄日常生活的组织与管理。

　　在黄土北店村，关帝庙和天齐庙的房屋分配见表1。3

　　关帝庙除了已用作该村青苗会办公处，还为村中的其他许多办公机构提供空间。例如该村的保卫团办公处和团丁们休息及住宿的地方也设于此，地点在正殿的西边三间。院西三间坐西朝东的房屋，则为该村公共用品储藏室，青苗会举行庙会时所用的大锅、碗、烹调食物的器具都放在里边。村南的天齐庙也在1917年用作该村村小学校舍。前院正殿三间内有天齐神像，配佛十二位，内有火神、瘟神、财神等等。北房四间和南房四间都被辟为校舍。4关帝庙和天齐庙是黄土北店村最重要的两座寺庙，就其利用状况而言，这两座寺庙都已被利用为本村的公务机关。5尤其是关帝庙，不但作为公共团体的办公地点，而且它最大的用途还在于已经成为该村领袖人物的社交场所。青苗会的会头们在每天的工作完毕以后，每晚总要在这里闲谈三至四个小时。情感的联络、意见的交换、人格的彼此影响，都可从这种非正式的谈话和会面上得来。而天齐庙因为是该村小学的校舍，教师也住在校内，所以对教育发生兴趣的人或是对办教育有经验的人，都到这里来谈话。这些人来的时间和前来的目的，也是与青苗会会头们到关帝庙内去谋集合是一样的。

　　《黄土北店村的研究》作者万树庸说，依照庙宇利用的状况看，该村庙宇已由一个专用拜神的处所变成了公共集会的地方。1这些很具体的故事均描画出，外来的、“现代”的制度结构对于“传统”资源的利用，并不是一个线性取代的过程，更多是社区内权力空间的绵延和扩散。寺庙作为村中公共空间，又展演着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且这些政治性功能的发挥又往往混杂诸多信仰仪式的痕迹。寺庙在发挥其政治功能、整合乡村内部的社会关系时，常常需要借助于信仰仪式以达到动员民众的效果。

　　就延年寺而言，这是村中唯一一处宽广宏阔的公共建筑，也是村中时常举行各类公共活动的场所。它的功能早已超出了宗教崇拜一项，而具备了更加多元的影响力。从教育活动方面说，平郊村唯一的一所简易小学即设立于延年寺中，村民子弟多送到此地就读，所以全村儿童多去延年寺中受教，实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从政治活动方面说，保甲长聚会议事都在庙中，同时遇有招待当地行政长官等事也多在庙中举行，以往村中设有区公所，也是在延年寺中办公，因此又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从经济方面说，平郊村合作社与互助社都设在延年寺南殿中，村民往来购物、赊欠、贷款，发生经济的关系，因此庙宇又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社会活动方面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设的救急药箱即在延年寺中，专为服务村民而设，村民来往求药，多日未晤的邻闾可以借此机会闲谈家常，是为社会交往的中心。从娱乐方面说，延年寺为村中唯一宽敞公用之处，遇有公共的娱乐时，它是最适宜的处所，村中遇有特殊节日，常有演戏等娱乐，是时村民群集于庙中，共同欣赏嬉戏，因此延年寺又为村中公共娱乐活动的中心。延年寺中还备有象棋、围棋，村民闲时多来此一较长短，观阵者亦不少。简易小学一韩姓教员擅戏剧，每日晚饭后在庙中教授唱戏，村民在耕余饭后亦常来欣赏学习，以为娱乐。2乡村庙宇还是一个服务农民的机关，除了做种种公共的活动，还可以做服务家庭和私人的工作，最普通的就是公共器具的利用，庙宇中常有许多的公共用具，谁要用，谁就可以来借，如庙宇中置有若干桌椅板凳，农民家庭要举行婚礼时就可以借来使用。3延年寺的一切什物皆系公产，村民家中如遇喜丧之事，可以向庙产主事人自由求借庙中桌椅凳案。每届冬季，延年寺中还设立更房，村民均摊款项雇人打更，更房有时设在庙殿中，有时在庙台上搭设窝棚，值更人居于内。4

　　政治的、教育的、经济的以及医疗功能等社区服务的加入，使延年寺在平郊村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元化。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中心，而具备了更加多样的功能。甚至，就村民来延年寺的人数看，为教育和经济、娱乐等关系而来的，其数目已经超过了来此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数。往来于庙中的，虽然常常是络绎不绝，但不是来读书的村童，便是来合作社购买物品的村民，或是来庙中闲坐者。专门为崇祀神灵而来的，大多只集中在初一、十五两天，以及其他的年节和神诞日。至此，延年寺以一个庙宇而兼具了宗教、教育、经济、社会、娱乐等数方面的功能。在乡村社区中，它已经成为村民生活中各方面活动的中心了：“它不再是一个单纯一元的宗教机关，而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生活活动的枢纽。”5社区整合之所以可能，与寺庙的公共性质密不可分。也正是这一整合的功能，表征了信仰仪式在乡村社会阜盛的生命力及其丰沛的展衍形式、强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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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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