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前后，一位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者这样记录了北京郊区普通农民有关信仰的朴素想法：在这个农人看来，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所以，乡人们也常说，“人心眼坏算不行，好坏老天爷在那里全知道，你别以为你看不见他，他便看不见你，他不能打你骂你，但是他会给你降灾，叫你遭殃受穷”。他还认为，人的命运，完全操在神佛手里，“神叫你好你便好，不叫你好你便好不了”，“神佛的力量不小”。所以他对庙中的神佛，一向持着恭敬的态度，修庙植树也永远热心。4从这些有关于命运的想法里，我们看到中国农民的观念世界：神灵、信仰对于生活的种种规约与禁忌，富于道德和教化的意义，因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已打成一片，“庙宇宗教也是一种社会的控制”。5这种重要性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心灵秩序中，而那些有关启蒙与新道德的言说则既陌生又遥远。

　　(一)家神崇拜

　　这是庙神崇拜之外，乡村社会同样十分习见的信仰形式。1以平郊村一个赵姓家族所供奉的家神为例，赵家一共奉了四种神：灶王、财神、仓神和马神。灶王爷是赵氏家中供奉的主神。供奉灶王的农人普遍相信，灶王爷是从天上玉皇大帝那里派下来掌管人间的日常生活，与全家的祸福关系极深，农人对他也格外敬重。正月里从初一到三十，天天摆供香案，此后平常的早晚也都要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香叩头。有病的时候还能求他保佑，无病则求他降福。总之，灶王爷被认为是与家庭灾幸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位家神。2其次是财神。赵家之祭财神，一年中只在正月初二(财神下界的日子)及九月十七(财神生日)两天，祭祀财神爷的神像都是临时买来的，平常家中不专供财神。祭财神，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在灶王神位下面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升高粱，将财神像插在上面，然后烧香点蜡烛，供上钱粮及供品上香。上完供，燃着桌上的酒，家中所有人依次叩头。等酒烧完了，接着将财神像及钱粮一并焚烧，接财神的仪式也就完结了。3第三种是仓神。仓神爷供奉在仓房，除过年以外一年也只有两次给他烧香上供。第一次是正月二十三日，平常称为小添仓，只在仓房烧香叩头；二十五为大添仓，较小添仓重要得多，所以除烧香叩头外，还要上供。4最后一种供奉的家神为马神，这也是北方农家常见的家神，供在马棚中，除正月十五前给他烧普通香外，一年中还有六月二十三日马神生日的特别祭祀，仪式也是烧香叩头，酾酒三杯，意在求他妥为照顾骡马，使不生意外。5

　　家神祭祀是广泛流行的信仰形式。在山西徐沟村，同样普遍着家户中的神祀崇拜，并且供奉的神灵还要远远多于平郊村。据李有义1936年在徐沟村的社会调查，这里的家神供奉多达数十种，包括门神、土地、天地、关帝、财神、灶君、佛、张仙、巧姑姑、狐仙、牛马王、祖先神主等十二类。祭祀的仪式也更为复杂，分为普通祭祀和特别祭祀两种。普通祭祀是日常的祭祀，分为早祭、午祭、晚祭和朔望祭。特别祭祀则包括节祭、诞日祭和特别祭三类。节祭就是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中的祭祀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元旦节的祭祀。这一天，各种家神除了祖宗神主以外，都要换新的神像和神位。诞日祭是各种神诞日的祭祀，这种祭祀是要分别举行的，如三月二十九日是土地的生日，祭土地神，八月初三灶君诞日等等，各神的诞日都会举行特别的祭祀。特别祭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的祭祀，通常是在人遭了厄运的时候，如家人得病，则祭天地、祭佛求保护；如果小孩得病，就祭张仙求保护；发生了牛瘟，就祭牛王，诸如此类。家神祭祀中以这种特别的祭祀最多，种类也最为繁杂。6

　　家神祭祀是发生在家庭空间内部的信仰仪式，在乡村社会，它的存在往往比庙神崇拜更为普遍。通常情况下，村民只有在遇到非常的困境，或者比较重要的诉求时，才会前往庙宇求神拜佛。而家中这些神灵，则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正如《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的作者李有义所说，家庭的生活在农村中比公共的生活重要，因为家庭组织是农村社会里的最基本组织。在一个简单的农村社区中，农民只看重自己的家族，而不重视公共组织。因此，这也决定了在宗教生活上，人们总是将私人崇拜视为比公共崇拜更为重要的内容。7家神就是农民私人崇拜的主要对象，在平郊村，村民家中供奉的神像，主要是看各家对某方面的需要迫切程度如何，“农民常将神佛的职责分化，令其各有所司”：家中供娘娘的，在婴儿降生洗三的那天，必得烧香摆供，祈祷娘娘佑福婴儿长生康健；供奉张仙的，多因家中无子，因为俗传张仙是“打出天狗去，引进贵子来”；供奉菩萨的，只是为求保佑家口平安无灾无病，此外则无特殊要求。8从中，可以看出农民生活上的问题、习俗的传承，以及他们的理想、惧怕、要求和希冀等等。

　　(二)习俗、庆典与神灵

　　普通农家岁时节令的庆典中，也处处可见信仰与神灵的痕迹。比如，在江宁淳化镇：阴历正月初一，为元旦节，家家敬拜祖先，天地，及五路财神；自元旦日起至五日止，每饭必先祀祖先，又在此五日内，不扫地，不泼水，名曰“聚财”；二月二为土地会期，届期十数农家，自相集合，敬拜土地，并制办酒肉，共同聚餐；三月三日农人家中皆用荠花煮蛋，互相取食，据谓食蛋以后，一则可以免除头昏，二则可以使眼发亮；四月初八日农家都吃乌饭，因为传说这天是佛爷的生日，吃了乌饭，是可以免灾的，也有一般人，以为这是由木莲僧救母的故事脱胎而来，据说木莲僧之母，因犯冥罪，打入地狱，木莲僧纯孝性诚，屡以白饭相飨，不料均被魔鬼抢去，因是改用乌草煮成乌饭，使魔鬼不易发现，而其母始得救，后人为避灾计，亦相习成风。1乡村中的岁时节令，往往含有信仰神力的性质，推究其根源，或者传承于历史记忆，或是亲历的、耳闻的“灵验故事”；这些节令仪式的举行，不仅从物质层面丰富了农人的生活，在心理方面也提供许多慰藉。

　　农民对神圣力量的敬畏和崇拜还体现在许多日常的习惯上。在河北良乡县，农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规避天灾人祸，比如，元旦泡豆的习俗：在除夕日农家用秫秕一节，以刀劈开两半，于每半节秫秕中，挖十二个小坑，每个小坑中置一小白豆，然后将两半秫秕合成一起，以绳束之，不使白豆落出，投入水缸中，至元旦清晨，由水缸中取出观察，从秫秕的首端数起，第一坑中之豆为正月，依次类推，某坑中之豆经水泡涨，某月雨水必大，某坑中之豆未经水泡涨，某月雨水必小；二月二摔高粱籽的习俗：农民将所留存之高粱穗，于二月二摔种，据谓此日摔种，日后所生之高粱，不致生红没病；三月三种葫芦的习俗：农民多于三月初三种葫芦，据说此日所种的葫芦不致生斑；防猪瘟的习俗：当猪瘟传染之时，农民以红布尖一方，缚于棍上，以之插于猪圈旁，据说可以避免传染；收获敬神的习俗：农家在场上收获粮食之时，先向农神焚香烧纸并放鞭炮，祈祷多量收获。2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平郊村，婚俗所用仪式，如新娘到时，新房门限上放置一火盆，新郎用弓箭对花轿四角作射状等仪式，也是缘于周公与桃花娘娘的传说。3

　　日常生活中，信仰与习俗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实在无法依据某种标准清晰地辨明何为信仰、何为习俗。被“现代”标示为“奇风异俗”“迷信”的那些行为与心理，均是农人生活世界中极为普通的组成部分，他们据此安排农事、安排生活、安排节令与庆典，确立禁忌以及道德的规约，所有这些，构成浑然一体的日常。

　　(三)禁忌与避祸

　　乡村日常，还存在各式各样的禁忌，通常与农民相信坏神灵的作祟有关。四大门就是北方地区极为常见的一种信仰，4据农民们说，四大门是神里头的小人，喜怒无常，不能得罪，“得罪了的说是好人也得遭殃，不得罪他的，坏人也能发财”。对于这样的神，最好是别惹他们，免得倒霉。5在许多地方，农民对庙神的信仰甚至远远不如对四大门的敬奉。比如平郊村的黄氏夫妇，他们信奉四大门中的“长爷”，在每年旧历元旦日，夫妇二人烧几股香完全是为了“长爷”焚烧的，而他们几乎从来不去延年寺的庙神前烧香。6这些特殊的禁忌与崇拜在乡村日常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与庙神信仰相辅而行，村民生活中各方面的需求常常是很复杂的，需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信仰来调整、平衡。

　　此外，在乡村的信仰体系中，还存在许多其他行为模式，表达人们对灾祸的恐惧。比如，抱孩子去邻家串门，孩子睡在邻居家，回来的时候都要一面走着，一面喊孩子的名字，不然的话，孩子的魂会找不到躯壳，因为他们相信，人在睡觉时，魂魄即离开身体。7比如，收获时禁忌不吉利语。农夫于收获之时，最忌他人询问每亩收粮多寡，尤忌询问粮食是否收完，“盖恐一时之差，收获必缺少数斗也”；元旦五更不提名，据说如果直呼其名，则被唤者必患红眼且此年家中臭虫必多，等等。在平郊村，这些禁忌更多由妇女们遵循。如正月初三、初四、初五日不许动针，因为村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初三动针死妇母，初四动针死丈夫，初五动针死儿子，所谓“三孤四寡五绝后”；正月不许剃头，剃头死舅舅；二月初二龙抬头，不许动针动剪和在炕上梳头，因为动针扎龙眼，动剪掉蝎子，在炕上掉长虫；八月节和新年都是团圆节，媳妇住娘家去必须回来；婴儿洗三，要给娘娘烧香上供，以保佑小孩平安；太阳落山后不许随便向高处泼水，或是在地下小便，因为此时离地三尺便有神仙，以免冲着神仙。1诸如此类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而且世代相续，构成不问情由、必须遵从的规矩。

　　“反对迷信”甚嚣尘上，可是，激情的批判者尚未弄清他们意图毁灭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意味着，思想启蒙在乡村世界中的根本性缺失：祠神崇拜，礼俗与禁忌，是作为农民的深层思维习惯并具备实际的功能而存在于生活世界和心灵秩序中的。倘若不能从实际的、经济的根本处改变农人生活，破除迷信只能作为一个口号而存在，而“未完成的现代”对农村旧有社会组织造成破坏，这些新的制度建构实际变成了一种“新的压迫”。于是，陷农人于“旧的挣扎与新的压迫”间。2近代中国的中西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若从社会史的视角去理解，便是新的制度结构想要植入乡村，它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但因其未完善，又不足以完成替代，便产生了许多社会失调。破除迷信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种种困境，大多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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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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