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晚清始，中国社会被纳入现代改造浪潮之中，至1928年国民政府开展大规模破除迷信运动，“现代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权威对民间文化、乡村社会的精神结构造成一种强势介入。透过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一个华北村庄中的信仰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现代”的力量怎样进入村庄、村庄如何回应。乡村庙宇及围绕其间的乡村生活在现代风暴到来之时，有种种潜流式的抵抗与自我修复，它们柔性地对待现代与国家的侵入。庙宇既担负村庄生活内部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社交、娱乐等功能，又成为沟通村庄与外部力量的中介，甚至可以说，“现代”的展开极大程度依赖、依附于传统与惯习；“改造”与“被改造”的互动，有许多关于现代国家确立过程的流动情节。反迷信语境底下，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渗透与反渗透、作用与反作用，这个情境化的变迁形态便是现代中国确立过程之多歧与曲折的具体呈现。

关键词：反迷信运动；乡村庙宇；现代改造；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18年江南人万以增感慨说，章练百姓的习俗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祈祷而后医药，乡村尤甚，近来则缙绅之家也愈益求仙方、问巫觋、祷告求福，“迷信之风盖牢不可破”。1检视那一时代的风俗调查、风俗记录，有关于“迷信”之风炽烈与牢固的评论比比皆是。时人言辞中，现代改造浪潮无法隔断“迷信之风”的持续坚韧。

　　而在另一种视野中，依我们现有的关于“现代化”进程的认知，清末民初，“科学”和“理性”的话题日益取代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而居于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现代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权威使其不断地改造民间文化、乡村社会的精神结构，促成以现代性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大传统”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小传统”的挤压与冲击，使民间信仰遭受严重削弱。这构成了一种“常识性判断”。

　　循着这两种迥异的判断，本文通过观察1920至1940年代一个华北村庄中的信仰状态，想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外来的、“现代”的力量进入村庄，村庄如何回应？1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信仰体系与社区的生活体系存在何种程度的关联性，这与改造力量的不能深入是否有关？除了祠神崇拜、庙会组织等相对制度化的信仰形式，乡民还在哪些方面、哪些场合发散其信仰体系？仪式是否与村落内部社会关系、权力网络的整体结构相关？所有这些与信仰体系有关的内容因为现代力量的进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程度如何？两者是一一对应、相关的吗？这些问题，构成对村落情境下反迷信运动与民间信仰体系互动关系的回望：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对于神灵和未知力量的信仰，既有可能出于潜在心理的需要，也有可能缘于灵验传说、仪式规定，或服从于一些世代接续的传承；而在强势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功能、习惯或者传统而延续的信仰仪式，依据的背景和原因却又各有不同，寻找和解释这些“不同”，通过深描情境化的变迁形态以展演“现代”之多歧与曲折，便是描画“现代”确立过程深浅不一的足印。

　　一、变迁中的乡村庙宇宗教：信仰空间及其发散性功能

　　有关晚清民初庙产兴学历史的诸多研究显示，现代的、外来的政治力量介入信仰空间，尤其在制度性宗教领域，诸如对佛、道等建筑与寺产的侵夺，曾引发过巨大震荡。2比如1910年直隶易州民变，缘于久旱不雨，又正遇上城中开元寺佛像被自治局捣毁，乡人认为旱情皆因自治局绅士及警员捣毁佛像所致，怒不可遏，拥至自治局哄闹，随即将局所和城中的中学堂全部焚毁。直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电报军警前往弹压，且应允民众将开元寺佛像归复原位，并由地方官员亲自为民请命，举行祈雨大典，风潮才告终。3 1911年常州府自治风潮，亦因地方官处置庙产不当，乡民进香时发现庙中器物短少，因疑生谤，认为地方官员有私吞庙产嫌疑，于是相率赴诉，聚众哄闹。41913年上海浦东风水庙风潮，也是缘于商团绅士主导下的毁庙兴学，捣毁庙中偶像并驱逐住庙尼姑，最终演变为暴乱。5这些例子都说明，形形色色的力量，包括政府的、绅士的，侵入民间信仰，倘若采以径直的“现代改造”，很容易引发冲突，乃至激成大规模的群体抗议。

　　而在平郊村，在一个整体的“反对迷信”情境底下，乡村领袖主导的种种改造却未引发冲突，关节便在于——他们从未如现代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彻底销毁崇祀空间；捣毁偶像、激烈的“反迷信”言说均未发生，祠神崇拜与现代化建制和谐共存，改造者的许多做法，甚至是有意识地保留信仰空间以抵消改造带来的不适。而另一方面，未被破除的“迷信”所折射的，不仅仅是“现代”本身的游移，更表达了信仰世界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变存在方式的自足逻辑。

　　(一)延年寺盛衰的历史1

　　延年寺位于北平西北郊清河镇的一个普通小村，是村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座寺庙。寺中共有天王殿、菩萨殿、真武殿三个正殿，以及东西两个配殿，此外还有药王庙和五道庙两座小庙建于寺中。延年寺的确切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最大的天王殿有记载是在明永乐年间由村民公建，其他各殿则是清康熙年间由皇族公主巴门赵氏捐资修建。历经沿革，清道光以后，延年寺已成为村中公产，管理权则掌握在村庄领袖手中。光绪年间，寺务由于维屏、于维翰两人掌管，负责保护和修缮工作。1898年徐氏家族倡导重修延年寺，后来霍敏学亦参加其中。

　　自清末以至1929年，寺中修缮等事项一直由二于一霍负责。因当时的于家在村中处于鼎盛时期，对庙神祭祀也极为热心，修筑整理殿阁等事务更是不遗余力，处处宣扬、提倡神灵。1920年代之前，因为村庄领袖长期热心的主持以及充足的修缮款项，延年寺的香火一直都很兴旺。1920年，二于和霍敏学倡导下，在西配殿禅堂中设立了平郊村小学。但小学的设立，显然没有削弱村民的祠神崇拜。日常及各年节的祭祀活动照旧热闹举行。村庄领袖和村民对寺庙的维护与修缮也依然热心。但是后来于家败落，接任的杨家对庙宇管理不甚热心，延年寺的香火便日益衰落下去。更重要的是，1925年，延年寺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警察局设立北郊警察第二分驻区公所，驻于延年寺中。区公所常年有四五十个警察驻守，还在庙门口设立哨岗。这样，延年寺由宗教崇拜的中心，一下变成了一个警察机关。村民们惧于这种无形的压力，平常都不大愿意再进入庙中烧香拜佛。因此，对庙神崇拜也就造成了极大影响，村民只好大多在家中做宗教的崇拜和仪式，遇到必须要诉诸庙宇神灵的大事，也不见得再去延年寺，而是改去附近村庄的寺庙烧香。

　　自此，延年寺的香火便衰落下去。几年后，警察局为节省经费，将平郊村的分驻区公所裁撤了，警察亦被调往他处，延年寺又恢复了以前的热闹。但是，经此波折，村民对于庙神崇拜就很难再回到以往的熟识和热诚。1936年，村庄领袖又组织修缮延年寺，寺中各殿粉刷一新，天王殿加以重修。这一重修，吸引了村民们纷纷前来烧香拜神，延年寺的祠神崇拜一度又有复兴之势。而不久以后卢沟桥事变，时局紧迫加上生活日益艰难，无形中，崇祀又受打击，延年寺的香火再度衰落下去。

　　晚清至1940年代，这几十年间发生在延年寺的盛衰故事揭示了另外一种现代情境——有关于信仰与仪式的种种波折和迂回，其实很难归结为现代的侵入及现代改造。乡村庙宇的盛衰，与他的掌管者是否热心，与村庄内部其他各环境因素的变化更多相关。在延年寺的个案中，庙神崇拜虽然一度衰落，从表面看，缘于警察机关占用寺庙；但更深入了解前因后果，便会发现，这个原因与后果的因果链并不成立：警察机关入驻，村民不再前往延年寺，他们改到邻近的村子去做日常的崇祀、祈祷；而在此之前，现代小学同样征用了寺庙屋宇，但是这一征用丝毫没有影响村民奉祀神灵的热情，照常来延年寺做日常的或者岁时节令中的祀神活动。现代化建制的进入看似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习惯，实则只是表象；发生改变的，仅仅是空间转移，未及实质。

　　“庙产兴学”是一个时代情节，“反对迷信”则是一个更大的时代情境，而延年寺的盛衰故事似乎与“启蒙”“科学主义”“反迷信”这个时代背景没有太多关联。原因即在于，村庄领袖主导下的改造，未以诋毁信仰为前提，现代化建制征用寺庙空间，以共存为策略。平郊村延年寺的变迁故事很清楚表明了，“现代”的、外来的事物之于村庄的介入，许多是浮表的。更重要的，恐怕是弄清这些现代建制对于乡村日常的进入方式、影响的方向及其程度，则更有助于了解反迷信语境下乡村庙宇及乡民日常的变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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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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