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看待家庭内事件的“目光”的转变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在不同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此为前提，下面我将区分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化（对于案件的说明的方法，解释框架）的变化和实际情况的变化，由此思考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家庭发生的变化。不局限于亲子殉死，日本社会看待家庭内案件的“目光”，对于家庭内杀人的解释框架以及赋予其意义有过几个历史性的变化。而在不同的时代，报纸上的报道都有符合其时代特征的独特写法，反应出该时代的价值观和对问题的理解。
战后到现在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几个阶段。首先，从战后到1960年前期，一旦发生了这种案件，主流的看法是把它作为“贫困”也就是经济问题看待，认为是偏离了规范和正常的家庭事件。这种将问题的症结归为贫困的“目光”是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大正末期，亲子殉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当时的评论文章主要都把这些事件和飞速上涨的米价相关联，讨论的核心都围绕着如何拯救穷人。进入1960年代，迎来了高速经济成长期后，仅用经济因素已无法很好地解释家庭内杀人。因此，“价值观的紊乱”的解释成了新宠——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引入了大量欧美的价值观，致使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开始紊乱，因世代间的隔阂等原因最终造成了类似的事件。此后，解释框架再次发生重大转变是在１９７３年左右，以此为界，报纸的论调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
1973年前后，连续发生了几件震惊了整个社会的重大事件。一个是接连发生的投币储物柜婴儿事件，另外一个是菊田升医生的婴儿斡旋事件。再加上1972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心理学会上，一份报告指出东京女性的杀人是纽约的2倍还多，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2倍多这个数字其实是母子殉死以及殉死未遂的结果。报告中，全部被害者的20%是不满１岁的孩子，而加害者是孩子的母亲，这个结果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媒体的论调。有关丢弃孩子、亲子殉死、虐待的新闻报道的数量从1972年8月开始增加，到75年有所减少，而这和统计上看并没有发生很大波动的现实情况是背道而驰的，有关这点已有研究论证过。我们从1974年刊的《朝日新闻》的连载特辑《母性的丧失——杀子之风》的标题便可窥知，尽管打着“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旗号，当时的论调最大的特征是把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到母亲身上。将这些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母亲的“母性”的变质，以至于可以将婴儿毫无感情地丢弃在投币储物柜里，然而却并没有批判父亲。即便有对于父亲的批判，大抵也只是认为那是战后“家庭原子化”引起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这个时期，人们首次将目光投向了家庭本身。在此之前，包括贫困等原因在内，人们往往认为发生这些事件的都是偏离了正常家庭的特殊家庭。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随意使用“欠缺家庭”来指代那些没有父亲的家庭，并将其作为“家庭病理”来分析偏离性事件的原因。与此相对，1973年后的这段时期，人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普通家庭。
这种看待普通家庭的“目光”在1980年代以后迎来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契机是1977年的开成高中生事件以及1980年的川崎金属球棒事件之后，发现了“家庭内暴力”。19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内部结构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很多情况下都是母亲受到暴力对待，但是很多评论都把家庭内暴力的原因归结到母亲的“过度干涉”或“过剩期待”，认为孩子的异常是由母亲错误的育儿方法造成的，甚至创造出了“母原病”这样的流行词。
进入1990年代后，转而发现了“儿童虐待”。“成人孩子（adult children）”这个词语也开始流行起来，评论家讨论在家庭构造的深层本质中寻找之所以虐待会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原因。这个讨论在2000年后得到进一步深化，认为“家庭崩溃”“家庭解体”，家庭自身的功能变得不完整这样的极端观点，以至于将家庭本身看做是压抑的装置，像看待病原体一样怀疑家庭本身。以上就是日本的家庭内事件和看待家庭的“目光”大致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可见，社会舆论也和传说故事一样，会向着某一个方向，经历成长、成熟、衰退、消失的过程。
（三）看待韩国家庭内杀人的“目光”
那么，韩国的情况如何呢？我将通过和日本比较进行说明。尽管原本就存在一些结构性差异，但是从少子高龄化、原子家庭化率、普通离婚率的逐年变化等显示家庭动态的主要统计数据来看，比起美国或欧洲，日韩两国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家庭内杀人的变化也非常相似，作为邻国来说也是情理之中。对比相似的现实情况，两国在解释的方法、故事化上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当然类似点也是存在的，只集中讨论不同之处的话，有以下三点最主要差异：第一，在日本，自始至终都倾向于把原因归结到母亲身上，而这种观点在韩国是不会被认可的。当然，在韩国也有过度保护和过剩期待的母亲。在日本的电视上也常常能看到韩国母亲祈祷子女能顺利考上大学的画面，但是在韩国这些行为被当做为理所应当的关爱，并没有受到批评。在日本，“过度干涉的母亲”是和“没有存在感的父亲”配对出现的。可以说，“过度干涉的母亲”和“没有存在感的父亲”这种刻板印象的家庭形象就是日本人对于家庭印象的基础。与此相对，相信大家在韩国电视剧中都曾看到过，在韩国，父亲有着极其大的存在感，是规范的体现者。虽然在现实中，韩国父亲往往和日本父亲一样忙于工作，在家庭中的存在感不强，但是两国人们想象中最典型的家庭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在日本，对于家庭内暴力，一般都不批评引发暴力事件的孩子本身，而是将过错归咎于母亲或家庭。而在韩国却不同，对于父母和尊属的“孝”是第一位的。尽管从前就存在违反该规范的“悖伦儿”，但这个规范并没有丝毫动摇。在日本发生少年杀死父母的案件时，报道中往往流露出对少年同情，追责被杀父母的教育方式的罪过。而在韩国，杀死父母的行为至今依然被划入“悖伦儿”的范畴，这是日本的家庭内暴力不可想象的语言，且只用于孩子的暴力，这也是和韩国人看待这种现象的“目光”、认识事实的方法密切相关的。
第三、与此相关，在韩国若是发生离奇的弑亲行为，都只会被当做是特殊事件进行处理。但是在日本，例如神户的酒鬼蔷薇事件、奈良的高中一年级学生纵火杀人事件等，发生特殊异常的事件后，往往不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倾向于将其回归或扩大到普通家庭或儿童论中，作为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普遍化的讨论。在“十七岁的疯狂”“十四岁的心灵阴影”等说法下，似乎所有同年龄都会有相同的倾向。通过“又是十七岁的……”等语句，找出相同的要素，把相似的事件联系到一起，某一个事件就可以按照时间性、空间性进行扩大了。而在韩国，虽然偶尔也会看到“又是青少年……”这样的语句，但是在我所知的范围内，从没有过分强调年龄的论述。再者，在日本的媒体常会看到如“轻视生命的倾向……杀子、虐待、弃儿行为屡屡发生”等表述，超越了单个的事项，进而合并、扩大到了抽象的层面。杀子和弃儿如果从孩子生命的角度来看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行为，然而媒体却完全不问这其中的区别一概而论。完全是非科学地，以某个隐藏的价值意识（基本主题）作为主轴，连接起相似的要素（话素），进行了故事化的操作。
当然，在韩国，家庭的规范也有一些变化，但正如上文婚外恋的多人自杀他杀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在绝对的家庭伦理之下，几乎没有评论怀疑家庭本身，更不用说日本那样的“家庭崩溃”的说法对于韩国人来说是毫无现实感的了。所以，“家庭崩溃”等并不是科学性的言论，而只是日本式的言论，或者说是日本的民俗。综上所述，我认为，战后的日本，家庭内杀人等总数都在减少，事实上家庭是在往健全化的方向发展，反倒是将家庭本身作为病理来看待的有关家庭的言论才是不健全的。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