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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常见于报道的外国人罪犯也是同样，讨论这些现象是否增加时必须要考虑人口总数，以十万人口中占的比例（对于自杀来说就是自杀率）进行讨论才符合逻辑。图7为日本自杀率的变化，可以发现和图5给人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比起昭和30年代前半，男性的自杀率确有增加，但是女性却减少了10%以上，男女相加，是低于昭和30年代的。当然，仅有自杀率还远远不够，还不足以成为自杀学、自杀预防学、WHO（世界卫生组织）等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国际比较而用的数据。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随着年龄的增加，自杀率也在上升。考虑到近年来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自杀率的升高也可能是这个因素带来的，所以需要结合人口全体的年龄构成比例即“人口金字塔”进行调整，使用“年龄标准化自杀率”的数据。观察这个调整后的比例，比起1955年的男性38.5%、女性22.4%，2003年的男性33.2、女性10.9%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值，丝毫不是媒体所宣传的“史上最糟”。
长居日本的加拿大学者威廉·卫泽罗（William Weatherall）在一篇名为《日本人关于自杀统计的误报和误用》的论文中提到，不仅是媒体，日本学者和政府对于自杀的统计数据的处理都是不正确的。他把其中的直接原因之一归为日本人的“数字盲症”。据他所言，日本人“缺乏探索真实的怀疑心”，对于这点我也是赞同的。
（四）新闻报道的故事化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可以试着引入民俗学的“口述”的概念来分析。近年来，日本媒体偏爱使用如“过去五年最多”或“比去年有所增加”等数量性的说法，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扩大人们对事实的错误认识的数字魔术而已。如果数值有所减少，媒体则会使用“虽然比去年有所减少，但依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等常用套句。但是，这种“看上去很真实”的数据在除经济新闻领域外广泛使用并不是一件很久远的事。社会专栏频繁地使用数据大约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此之前，则主要是简略地描述事件的报道，版面结构上也尽可能安排更多的信息。以自杀事件为例，其报道数量在60年代各家报纸都超过了300件，之后慢慢减少，到80年代末期已经不足100件。另一方面，每一则报道的篇幅则大幅加长，增加了很多类似纪实文学的情景描写、真相追踪报道、或是把若干类似的案件放到一起进行分析的解说报道。当然，这其中也有与电视等其他媒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需更多地刊登国际信息等因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的叙述方式（style）由平淡地叙述转为把事件和案件作为故事和阅读物进行呈现的故事化叙述了。
在韩国，虽然近年来也在逐渐向着日本的叙述方式靠拢，但仍以平淡地按时间顺序叙述为主，除非是专题特辑，很少见到讲故事一般的长篇报道。这点在韩国电视上表现得更明显，类似从前日本NHK的7点新闻，播音员不发表评论，每则新闻被压缩在1分钟内尽量播送更多的新闻。相反，现在日本的电视新闻节目则把大部分新闻都特辑化了，如朝日电视台的《报道站》节目，在21:54分至23:10播放，除了体育新闻以外，报道的新闻总数竟不到10件，该节目播音员的评论以及与解说员的对谈都尤其长，现如今，不知是新闻报道变得“新闻讨论节目”化了，还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讨论节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日本和韩国报纸的区别，正像《报道站》和以前NHK新闻节目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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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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