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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韩之间家庭结构与家庭意识的差别
为什么如今把将孩子托付给他人会被看作是一种罪恶呢？通过比较日韩的家庭情况、家庭结构的历史和文化性差异，可知日本的“家”尤其追求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在过去，日本的“家”并不将子嗣限定在血缘范围内，承认将他人的孩子作为儿女抚养，有一定接受他人的宽容度。战后，将幼小的未成年养子作为继承人的做法急剧减少，但是，现在日本的“家”仍然追求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因此也就形成了过去没有的重视血缘、偏重血缘的家庭意识。可以说，在日本的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一种只能依托血缘联系、只能信赖血亲的特殊家庭意识。
不仅是韩国，在中国或欧洲，有关家庭的基本原理是父系出自，以祖宗为中心开始，以男性血缘的联系组成一个亲族。家庭是亲族中的一部分，从属于亲族。这个区别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简单地理解：日本有３万的姓，算上同字异音约有29万，而在中国或韩国只有数百级别的姓。以祖宗为中心，亲族的全体成员都被组织起来，只要祖宗相同，那么其男性子孙都属于同一族。另外，还存在同姓不婚的原则（韩国的话称为同姓同本，本贯是不婚的单位），同姓之间无论相隔多少亲等都不能结婚。这个结构原理现在也依然存在，在韩国或中国大陆、台湾，尽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很多人现实的日常生活和日本一样，都是以原子家庭为单位生活着。但那仍只是大亲族的一个单位，每逢婚丧喜庆，一族人聚集到一起的机会有很多。即便结婚后成立了新的家庭，以往的家庭和亲族意识以及其依存关系也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相反，在日本则遵循“兄弟起，即外人”的原则，也就是说，即便是兄弟，在结婚成立新家庭之后，就是一个新的“家”的分裂，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之后即便是迎来养子，也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传宗接代”。家元制度以及老字号也是同样的继承系统，即便是现在，事实上这个原理也没有发生变化。在日本，很多以国会议员为首的政治家都是世袭，父子（包括养子）传承地盘。而在韩国，根据综合研究大学院的室井康成调查，现在韩国的国会议员299人中，其父母也是议员世袭的只有1人。《大长今》等韩国电视剧里频繁地出现提及“崔氏一族”的对白，北朝鲜的金氏父子的世袭也是甚嚣尘上，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在韩国世袭应该很普遍，但是这和日本在原理上是不同的。“一族人涉足政治很深”是以亲族为单位的。即便是有权势的议员，他的儿子仍不比亲族长老更有威望和发言权（因为在世代上离祖宗更近），而不像日本这样重视亲子之间直接一代代相传的连续性。至于北朝鲜的世袭，那是说的王位继承，遵循着别的原则。
（三）作为社会规范的“添麻烦”
这种原本不同的亲族原理，也导致了日韩两国在发现亲子殉死的方式上也呈现出差异。日韩的亲子殉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当我把日本亲子殉死的报道介绍给韩国人时，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给亲族的遗书，疑惑为什么不将孩子托付给祖父或叔舅等人。这时我就不得不解释，在现代日本家庭规范下，连亲兄弟都是外人，家庭内的问题必须要在家庭内解决，无法依靠他人。而在韩国，困难的时候值得托付的正是家庭和亲族。相反，在韩国也有日本见不到的亲子殉死（同伴自杀），其中的一个典型例是：遵照传统社会规范理应可以依靠的父系亲族拒绝援助时，因愤恨和复仇的情绪爆发，为了抗议而实行的亲子殉死。导致多人自杀他杀事件在经过、动机、诱因，以及感情宣泄的方式上两国有着很大差异。
在分析1920年以后的日韩亲子殉死等家庭内杀人的报道时，我感觉到日本的报道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最大的隐藏信息是“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这个社会规范。“不给别人添麻烦”作为近代日本的一种自我责任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内务省的民力涵养运动，被抬高为应对聚集了异乡者的城市化社会最为需要遵守的社会规范。可以添麻烦、耍“任性”的范围被限定在了共同生活的家庭内部，而原本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本家等，也变质成了外人关系。民法中有亲族篇而没有家庭的规定，但在日本已经形成了明确区分家庭和亲族的意识。这在根本上来源于“家”的一脉相传性，由这个结构产生了连亲族都拒绝、避讳依靠的感情，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政策、法律等政治性运动，把它作为日本的传统和美风，将责任全部压缩进了家庭内部。
在日本亲子殉死以外的报道也相同，比如“父母杀害高中一年级长子/为家庭内暴力苦恼”这则新闻报道，仔细读之后会发现，父母的杀人动机是担心这个孩子将来会给社会添麻烦。还有几年前媒体上大量报道的护理杀人、护理殉死等事件中也能看出，无法托付给别人护理，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规范已经深深地浸透到日本社会内部。日本有关家庭内事件的报道中，不管主谋做了多么穷凶极恶的行为，只要他的行为在某处符合“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规范，就难以受到批评。
电视新闻也是，以某个价值判断为主轴，将内容的各个要素进行编辑、排列，从而进行故事化操作。即使其中的某个要素是类似“酸雨”“血型”这样科学知识，也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如何组合要素和要素，将其排列成一个整体才真正体现出科学性和逻辑性。一般我们把不重视这点的称为伪科学或诡辩，日本媒体在报道家庭问题时尽管有大量使用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的倾向，乍看之下显得很科学，但也只是看起来很科学而已。真正的科学应该尽可能排除偏见，充分弄清哪些内容可以认作是事实（现实）成为讨论的对象。不用举血型性格判断或者《发掘！应有尽有大辞典》等例子，可以说现如今的日本媒体已经成为扩大偏见的装置，或者说是产生民俗的装置。民俗本指民众（folk）的知识和智慧（lore），我们现在也还是住在民俗的世界里。因而，最后我的结论很简单：生活在现代的媒体社会中，我们需要充分地运用知识和智慧（lore），提升辨别事实和幻想的媒体素养（literacy）。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0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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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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