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晋南、陕西蒲城、湖南湘江三地是尧女传说圈内的三个核心地带。异构是形成尧女传说圈内三地各具特色传说的主要动力，同形人物传说异构的开始，就是其传说人物身份同一性的打破。因与帝尧之间的父女关系，三地女神“尧女”的身份暂时得到了统一，但当传说在三种异质空间成熟发展之后，尧女的身份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晋南地区，尧女变为舜妻，拥有了双重身份———帝女与帝妻，且在当地两种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在蒲城地区，尧女变为了圣母，尧女身份出现弱化的同时，圣母身份却独树一帜，身份的打破重组形成了异构的雏形，它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传说的塑造和讲述。在湖南地区，二女“尧女、舜妻”的身份得到延续，但是舜妻“二妃”的身份占据了主要地位。

　　尧女同形人物传说的异构过程，离不开传说主人公尧女的功劳，她们是柳田国男所说的旅行家，“把故事的中心人物变成了超群的旅行家”，有主人公到达的地方，传说就被带到了那里。尧女出生于洪洞的说法因晋南帝尧神话的广泛影响故而受到学人的认可。尧女出生之后的生命旅程分为两段，其一，其婚嫁与否暂且不提，尧女长大之后跟随帝尧外出挑选封地，选择了尧曾治水的尧山，这成为陕西蒲城尧女传说存在的合理依据。其二，延续洪洞的嫁娶传说，随着尧女与虞舜成婚，舜帝南巡久久未归的历史线索，二妃南方寻舜成为湖南尧女传说的核心情节。对于同出一处的尧女人物形象，陕西选取了另一种叙事逻辑———重构；而湖南则在山西的基础上接着讲———续构。

　　(一)山西晋南———姐妹皇后

　　娥皇、女英在山西晋南被称为“姐妹皇后”，传说帝尧访贤历山寻得贤才虞舜，故将二女嫁之以考察其才能，后虞舜继承唐尧帝位，在当地形成了一段翁婿皇帝与姐妹皇后的千古佳话。

　　山西晋南是帝尧家族神话传说的集中流传地，这里有帝尧、尧母、尧妻、尧女、尧婿、尧子等众多相关传说人物，为尧女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生成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异域空间的联合叙事，即在晋南帝尧家族神话传说圈中形成一种异域空间的联合叙事优势，不同地域空间因地理空间上的接近与传说叙事情节上的配合，围绕传说人物将不同的异域空间组合为一个统一的叙事整体。空间关联消解了彼此间的地域，使得文化进一步同质化与联合化。借用空间的区位叙事特点进行叙事，“我们这儿是两位娘娘的出生地，翻过那座山那儿就是她们的婆家”“这儿……那儿……”成为联合关系的表述逻辑，成为联合空间发展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限制了尧女传说的发展路径，其传说内容、主题都不能脱离大的环境独立进行发展。

　　晋南姐妹皇后传说按照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三个系列，其一是身世传说，其二是嫁娶传说，其三是辅助虞舜传说。二女的身世传说主要围绕二者是否为同母姐妹，是否为帝尧亲生女儿等主题展开。辅助虞舜传说分为二女帮助虞舜躲过家庭迫害与协助虞舜处理政事两大类内容。嫁娶传说在地域内产生的影响最深，围绕二者出嫁争大小一事形成了系列传说。身世传说的存在为晋南作为尧女传说发源地增加了可信度。后两类传说极力渲染二女作为女性神灵的形象。在嫁娶传说中两位娘娘纳鞋底、煮豆子等比赛环节，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女性的聪慧与勤劳。二女在家庭以及事业上辅助虞舜的传说情节，正如陈泳超先生所言，二女“在成全舜成为孝子典范的同时，也将自己提升为贤妻的榜样”。她们既有辅助虞舜躲过迫害的智慧，又有与虞舜夫妻共患难的奉献，因此被塑造为中国传统的“贤内助”角色，符合民众对于女性成为“贤妻良母”的情感期待。另外，从民间对二女的信仰方式———“接姑姑迎娘娘”仪式来看，“接、迎”两个带有对应方向性、表示礼尚往来关系的动词，以及带有辈分色彩的民间称谓“姑姑、娘娘”，都反映出封闭地域内俗民日常复杂的人情关系。

　　姐妹皇后传说在地域流传中的特殊性，成就了洪洞地区拟亲属关系的建立———由核心家庭关系到地域拟血缘关系。尧女的出生地羊獬因血缘关系占据了传说中稳定的地位，历山也因“婆家”的缘故成为传说中核心家庭关系中的参与者。“接姑姑迎娘娘”仪式的行程为“两点一线”，二女的婆家与娘家分别为出发点与终点，与中间参与仪式的五个乡镇连成一线。以二女为桥梁，“两点一线”上的村落建立了拟亲属关系，“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据点时，这个原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只有在地域空间上建起联系，拥有了“地位”，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享有社会关系。因此，加入走亲仪式意味着“地位”的认可。神与亲的结合，给高高在上的女神一个凡人的头衔，完成了世俗伦理与神灵世界的融合。女性联姻的作用，使得尧舜两位帝王的关系微妙转变，成为翁婿关系，帝王圣贤传说也因此从庙堂之高走向了民众生活。

　　二女传说情节的丰富性与传说内容的特殊性，使得传说便于与俗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互动。尧闻舜贤，“妻之以媓，媵之以娥”的传说情节反映出尧舜时期的社会婚姻形态———媵婚制，其前身为伙婚制的残存变体。同时，“二”作为一个特殊的数字符号，既包含了对立之感，也表达了圆满成双之意，因此派生出“二女争大小”“二女重修旧好”的传说情节。其次，舜作为中华德孝始祖，与二女结合以后，在帝尧生日时送两位娘娘回乡省亲，践行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备受地域民众的推崇。另外，晋南地区两位娘娘发挥的神职功能突出了她们作为女性神灵的身份，民众多将她们视为求子的送子娘娘，保佑子孙平安免灾的子孙保护神等。可以说，地域内民众对二女信仰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女性神灵作为女儿、妻子等家庭角色的强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单位，是民间文化的集中表现的叙事空间，因此对于家庭文化的审美追求是民众不竭的生活乐趣。千百年来地域民众对二女传说的守护，反映出他们对传统家庭伦理、血缘亲情的重视。

　　(二)陕西蒲城———尧山圣母

　　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有作解释的需要，都希望懂得它的来历，这是好奇心的驱使，这是历史兴味的发展。关于流传在陕西蒲城的尧女传说，有必要对其做系统的梳理与溯源。理清尧山女神与尧女之间的关系，会对同形人物提供更好的解释。尧山女神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她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俗民自造神。关于民众的造神方式，综合当地民众的数种说法做出如下分析。

　　(1)娲皇女臣(与原始神灵勾连)；(2)仙蜕(与宗教———道教神异事件关联)；(3)灵应夫人(统治者敕封)；(4)白马彩衣仙人(俗民自造———与地方风物白马峪联系)；(5)帝尧之女(与上古圣贤人物靠拢)。

　　上述五种说法中，以“帝尧之女”最受百姓推崇。传说的真实性固然无法考证，但是传说是由民众所创造、传承、认可的文本，民众是否愿意传播、是否认可，是决定传说生命的重要指标。出于一定的功利性或者道德情感偏向，民众更倾向于尧山圣母为尧王之女的说法。但是即使民众选取了“帝尧之女”，对其他的来历仍很热衷。民众的最优策略是将以上数种来源说法，通过民间的智慧将其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她是尧女之身，但是并不妨碍其册封、成仙之事。尧女既可成仙遂有仙蜕，又可骑白马披彩衣离去，这便是民间传说的神奇之处。

　　那么尧山与帝尧、尧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从以下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视一二：《浮山名字的来源》《大禹治水到尧山》《尧山铁劵》《尧为女儿选住址》。以上传说内容都带有由A—B的方向性延展，证明了在尧女传说中山西与陕西的地域关系。尧为女儿选址的传说承接了治水事件的历史渊源，印证了尧女即尧山圣母的观点。

　　尧女千里迢迢来到尧山，因传说人物远离原生地形成的客观叙事可能，其叙事竟与帝舜毫无瓜葛，民众选取了另类的叙事风格，将尧女塑造成可以独当一面的尧山圣母。俗民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来设置带有某些职能的神灵，出于最朴素的生活愿望，这些神灵往往与生活资源密切相关。蒲城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东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但水资源匮乏，干旱的气候条件使民众对水资源的渴望最为强烈，这间接影响到地方民众的信仰诉求。因民众对雨水极度依赖，遂将灵验的尧山女神视为雨神，当地民众朝奉尧山的重要目的就是祈雨。尧山庙内的《尚书省牒碑》记载：“每遇久愆时雨，邻近州县乡村，赴祠所祈请圣水，近者三日，远或七日，无不感应。”尧山碑刻中还有关于明代旱灾的详细记录：“戊申夏，会蒲郊埛如燃……井汲将竭，秀禾半槁，黎庶忧作，汹汹百里。”在旱灾严重的情况下，民众向尧山圣母求雨“未几，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四境。”统治者所赐封号“尧山夫人”“灵应夫人”“高山圣母”都反映出向圣母求雨灵验的神职功能。

　　围绕对灵应夫人的推崇，尧山地区形成了以十一神社为载体的大型民间仪式。有民间传说称十一社的形成是为感激尧王治水之恩，因此推及圣母。尧山圣母是民众塑造的地方女神，十一社是共享这一文化资源的民间神缘祭祀组织。共享的虚拟模式是对神灵精神上的依赖，实体就是对区域内水资源的共用。在共享的视野下，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博弈后形成了轮流的局面———十一社轮流接送神。人依靠神，通过结社来轮流敬奉神，体现了人神合谋，让神代替人参与对公共生活空间的秩序管理。十一社众多信仰成员的集结，从侧面反映出地缘祭祀单元越大，神灵权威就越大，护佑的功能就越强的民众心理。

　　尧女来到了尧山，要走进尧山民众的口和心，就必然要与这里的生活与文化进行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接触与交融。民众依据自己的需要将圣母掌管的职能丰富化，将其从山西充满女性魅力的皇后身份，演变为具有权威性的地方全能神。蒲城久旱，女神则化身为雨神普降甘霖；百姓无子，女神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送子娘娘；民生有冤，女神则变为秉公断案的赏罚大神。当地民众将尧山女神称为“尧山爷”，“爷”之称谓既凸显出女性神灵地位的提高，也表明其权力的扩大化。

　　(三)湖南湘江———湘水之神

　　钟敬文先生在谈到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时，曾提及文本在流传中出现“增益”的自然现象，即在原来文本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情节文本继续进行讲述，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续构”。湖南地区的二妃传说是在山西地区帝舜与二女成亲生活传说基础上发生的“续集故事”，传说因有源头可寻，故而摆脱了凭空虚构之嫌。

　　舜帝南巡，娥皇与女英在家等待舜帝的归来。年复一年未有音讯，于是二人决定到南方寻夫。这一路千难万险，但是最后却听到帝舜病逝的消息，二人悲痛万分，自投于湘水之中，其灵为神，后人谓之“湘灵”“湘夫人”“湘水之神”等。笔者认为这些称谓有如下深意，一是民众肯定了二妃南下寻舜、溺于湘水的事件；二是地域民众借空间表述来阐发对二妃身份的情感认同，故以“湘”命名；三是二妃“死为贵神”，足见民众对虞舜与二妃的崇敬之情。帝舜崩与二妃溺的传说发生地大约都在楚地，楚文化的精髓是鬼神之道倡炽，浪漫之风盛行，在楚文化环境中，“爱情”成为二妃传说的主线。楚人爱好自由、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气质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楚辞》为甚，凄美浪漫的“二女寻舜”类传说由此问世。关于虞舜与二妃凄美的爱情传说在湖南等地广为流传，例如《二妃寻夫》《二妃与百鸟的故事》《泪竹的故事》《舜帝和娥皇女英》等。

　　二妃南下寻舜传说除了表现个人的爱情主题之外，还带有一定的民族政治色彩。主人公二妃带有方向性的迁移———由北往南，契合了舜帝南巡的历史信息，成为民族融合———华夏与苗蛮对接、交融的有力证明，但是其故事的浪漫色彩淡化了政治色彩。在湖南等地流传的有关舜帝南巡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五类：舜帝南巡地名传说、舜帝崩葬九嶷山传说、舜帝与大自然做斗争、教化山民传说、舜帝访贤类传说。这些传说均反映了舜帝南巡在苗蛮部族所创的德泽荫庇之功，都说明了当时以虞舜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共生共荣，苗蛮集团属于汉族的一个支源，湖南等地区帝舜与二妃传说的产生，显示出当地先民对于华夏民族统一历史建构模式的认同以及对正统话语权的回归。各部族的融合是出于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民族的归属感与自觉认知，一般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或者文化渊源的认同，地域内民众对虞舜与二妃传说的传承是民众某种历史心性的表达。湖南等地在上古传说中被划归为苗蛮之地，舜帝南巡，帝王与家眷皆长眠于此地，正是一种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历史融合现象的反映，传说是民众集体创造传承的文化产物，是地方民众历史记忆与心性的文学化表现。

　　在不同的传说流布地，空间内部与外部存在着不同的交流系统，民众的情感干预与地域空间各自的特点使得叙事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即不同的文化场域下塑造出了角色“一体多面”的效应。一种人物归属却产生了三种个性、结局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强大生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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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