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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歌谣学”运动，在跨文化研究的尝试中不断成长。从当下的跨文化实践反观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过程，表现在跨国研究、跨族际研究和跨语系研究三个维度。三个维度既是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又是当代学者理论生发的起点。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跨文化研究；三个维度
自人类产生以来，文化总是在流动中不断地形成、发展与变迁。民俗作为文化中最为普遍、与民众生活最为贴近的文化，往往成为文化交流与变迁中鲜明的承载因子。
中国文化史上，从中古佛教文化传入引起的语言、文体革命，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生活带来的变迁，每一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总可以使中国文化传统获得长足的进步，终成今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同时，中国各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了各有特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各族人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活行为中，在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中构成了国家共同体。各民族民俗不断碰撞与交融，为中华文化发展带来诸多新鲜元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民众愈来愈感受到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渴盼建立在跨文化比较中的文化理解。民俗学也不例外。笔者从跨国研究、跨族际研究和跨语系研究三个维度出发，探索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为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一、跨国研究中的主体性定位
民俗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但是，民俗学学科形成，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在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促使学者们对于欧洲古典神话、史诗的兴趣。这些思潮发展到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因格林兄弟对于德国民歌与故事的搜集而成为欧洲民俗学研究的正式发端。可见，欧洲民俗学的产生，不仅存在跨国家、跨地域对话的背景；同时兼容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对话的内涵。无独有偶，中国民俗学学科建立，也与五四以来构建新型民族国家意识的社会思潮相联系。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1918-1926)。相比欧洲的情况，中国虽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但当时民俗学的先行者们，仍需面对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思想混乱状况。这一社会实际同样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时代使命。
放眼20世纪初期的世界格局，欧洲及日本等国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先行者，已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钟敬文曾这样评论北大歌谣学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从理论上，给本民族习以为常的民间歌谣做出新的学理解释，就不能不借鉴当时比我们先进的西欧理论，特别是曾给我们很大影响的英国人类学派的学说……这是一种学术在起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吧。在上面，我们把它叫做‘描红格子’。”
从借鉴欧洲、日本丰富的前期成果到构建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国民俗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一直与跨文化研究相随而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民俗学在产生之初便面临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更新和对外来文化吸纳的双重任务。
中国民俗学研究从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中发端，对于民间歌谣的研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的重点。1920年，常惠将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卫太尔男爵搜集的《北京歌唱》赠与胡适，引起了学者对于歌谣研究的跨文化探讨。卫太尔男爵的歌谣搜集颇为有心，“共有一百七十首，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注解，次附英文译本”，据此他试图从这些“根据在人民真感情之上”的民间歌谣中寻找“民族的诗”。1922年，胡适将上述民间歌谣以其“白话文学”的眼光再行选编，以《北京的平民文学》为题刊于《读书杂志》上。胡适认为，现代白话诗起来了，然而作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胡适的引介之后，常惠亦于同年在《努力周刊》发文《谈北京的歌谣》，谈及卫氏在歌谣搜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谬误，进而提出“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真诗’———还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
尽管具体的角度存在差异，但三人在运用民间歌谣重构民族精神、寻找民族生存路径的立意方面则是不谋而合。这既是民俗学形成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实际为学者们提出的命题。常惠在前面二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歌谣研究中运用民族心理学和民俗学的重要性。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三人一步一步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位置、中国民众的主体性特征推至前台，为此后的民俗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的兴致逐渐从歌谣扩大到传说、故事等更为复杂的体裁，并产生了一系列故事集刊与研究文章。这期间，对于徐文长故事的搜集与研究亦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门类。
1925年，赵景深在《潇湘绿波》上发表《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一文，成为早期探讨中西民间故事比较的重要内容。赵景深结合哈特兰德关于民间故事凭借记忆流传，因而“所加的修饰各有不同，以至弄得很参差，以讹传讹，愈化愈多”的观点，以1924年开明、林兰搜集的《徐文长的故事》为考察内容，提出“传播区域愈远大，转变也愈分歧”；“传播时间愈久长，真实也愈减损”的故事演化规律，又将徐文长《都来看》故事与荷马史诗关于奥德赛的叙述、徐文长与浮士德因做缺德事而不得好死的结局、英国儿童剧情节与徐文长协调婆媳问题的故事进行比照，辨析异同。在针对文本的实际比较过程中，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化特征得到显现。
该论文发表后，引起青年钟敬文的浓厚兴趣，并就此进行相关探讨，中国式“机智人物”“呆女婿”故事类型的特征，在探讨中逐渐明晰。生于中西文化并置的社会背景中，赵景深的民俗研究一开始便与西方的理论体系关系紧密。《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的难得之处在于，赵景深不再是单纯对于西方理论、西方素材的引介，而是从中国本土的故事内容出发，在中西比较中概括中国民间故事的特征。同时，从学术承继上看，《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上承胡适、顾颉刚对于“箭垛式人物”的历史地理研究，又通过中西故事情节的对比与归纳，寻找中国故事的文化原型，并试图进行类型归纳，这些尝试如今业已成为故事研究的基础手段，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是颇具开创性的难得尝试。
另一方面，把徐文长这一来自中国民间的活泼、淘气的“人”的形象作为故事搜集和研究的重点，并将之与欧洲文学中的名篇进行比照，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于中华民族民众主体性定位的一种再现与反思。在对徐文长故事的发掘中，一种反封建伦理的、复杂而饱满的人性得到呈现。新一代知识分子们通过这种发掘，诉说着当时民众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诉求。
在学科发展初期，不同学者立足于自身的知识背景，试图在文化比较中构建一种“中体西用”新型学术范式。这个过程中，跨文化的视野与方法无疑是秉持传统文化的新型知识分子开辟的路径之一。在此后的民俗学研究中，以钟敬文为代表的民俗学人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通过对中、日、印三国故事类型的比较，深化和拓展民间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通过对海外民俗志的接纳，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倡议。跨文化比较，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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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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