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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考察1924-1925年间《京报》副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追踪该刊以文化来把握民众的方式，如何在五卅运动的压力之下，发生诸次转型。《民众文艺周刊》的转型尝试，显示五四后的文化运动面临逐步高涨的社会运动形势时，仍旧试图在坚持原有逻辑下，通过自我调整汇合于与社会改造的大目标；其种种实践的成败，则暴露了诞生于五四氛围中的文化运动模式本身的能量根源及限度所在。
一、引论
五四次年的1920年，瞿秋白曾如此问道：“‘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名词——最时髦的名词；可是，文化是什么？运动是什么？文化运动又是什么？”[①]在“文化运动”一语已不再构成问题的今天，反顾彼时尚未习惯其时髦性的瞿秋白的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再度将“文化运动”陌生化的契机。说到底，“文化”如何能与“运动”相榫接？作为“运动”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
瞿秋白将“有实力的‘文化运动’”视作“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其内容是“慎重的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②]。由此看来，在五四的语境中，“文化运动”意味着思想具备激发和介入社会实践的巨大能量。然而，吊诡的是，这一能量空间在五四之后迅速萎缩、消散，“新文化运动逐渐分化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途，而且重心日趋于‘社会运动’”[③]，成为了五四落潮期的一种经典论述。换言之，它指的是“文化”曾包含的运动性、实践性不断滑脱、分离出来，文化活动在专业化、细致化的同时，其曾具有的动员介入力量也日益转移到群众运动、街头运动以及政党动员中去。
关于“分途”原因，现有研究多归咎为政治形势变化、政党政治介入等外在因素，讨论文化运动自身内部逻辑如何应对这些外部变化的则较少。本文尝试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展开问题。事实上，在五四及其后的历史场景中，有一个场域，始终处于思想与实践、文化与运动的交叉联接地带，这便是“民间”或“民众”。文化运动通过民俗学、民众文学等形式介入社会改造的议题，这些把握民众的形式又在遭遇真实的社会运动时，暴露出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及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从五四及其后民间/民众内部蕴含的紧张关系出发，考察“文化”和“运动”如何自不同方向对民间/民众进行界定和运用，不仅可能进一步理解五四后“文化”与“运动”如何分途，也能深化对五四时期文化运动成立条件的认识，从而把握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的多重历史面向。
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作为《京报》副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民众文艺周刊》，属邵飘萍1924年底开始为《京报》设计的“每日增发一种周刊，越七日而周而复始”之第二种[④]，1924年12月9日创刊，逢周二出版。其前身为仅出五期的《劳动文艺》，创办时主编者为荆有麟、项拙、胡也频、陆士钰、江善鸣五人。1925年5月底，《民众文艺周刊》同人解散，仅余荆有麟一人主持，6月23日出至第25期时更名为《民众周刊》，同年8月4日出至第31期时又更名为《民众》，1925年11月20日出至第47期时终刊[⑤]。在现有的学术讨论中，《民众文艺周刊》一般因两个原因受到关注：其一是与鲁迅的关系。《民众文艺周刊》的主要撰稿者多为鲁迅学生，鲁迅本人也一度为刊物校阅稿件，尽管他不久中途请辞，但前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发表于该刊[⑥]。其二是《民众文艺周刊》在五卅后转向以民间文学/民俗学为主要内容，民间文学/民俗学史中因而有提及[⑦]。将《民众文艺周刊》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的学术考察则一直阙如。究其原因，当然与《民众文艺周刊》本身刊物影响力、作者与文章整体水平有限相关，但本文讨论《民众文艺周刊》的目的，倒不全在稽古钩沉。首先，《民众文艺周刊》存在的短暂时间（1924年底到1925年底），正好覆盖了五卅前后；而作为刊物主编的荆有麟、胡也频等人，正是被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塑造出来的一代“新青年”。他们在五四前后投身文化和文学运动，这一文化运动的方式又很快遭遇了另一场真实的社会运动——“五卅”——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做的选择和反应，正展示出“文化”与“运动”间的紧张与合力。其次，纵观《民众文艺周刊》的短暂历史，“民众”与“民间”构成了贯穿始终的重要座标，可以说，《民众文艺周刊》几次更名、改换编辑方向的过程，正是把握、呈现“民众”与“民间”的不同“形式”发生更替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民间“形式”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文化”与“运动”两端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与“运动”之间的离合聚散，也需要从这些“形式”的限度和困境出发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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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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