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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全拽挡火车的故事
张全拽挡火车的故事是灾后南羊獬村流传最广的故事。2013年3月3日，南羊獬村村民张全拽因对灾后救助不满，冲到村边火车路上，挡住疾驰而来的火车。后来被两名巡逻人员拽下来，火车为此停运了几分钟。作为灾民，张全拽在挡火车之后立即成为当地的英雄，当地人跟我说他挡火车救了一个村子。在4月25日，南羊獬村村民王伟跟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张全拽吧，他本身智力有问题。水灾以后，他一直在他姐姐家里住着呢，和他媳妇。(……中略……)回来以后吧，张全拽家里没电。房子不是塌了，啥也没有，没法进去。他就找电工，让电工给他接线。找了几次，电工说，危房不给接电。人家救灾指挥部的说，危房不给接电。所以他自己一个人闹上梯子，可他闹上梯子他不会干。后来让他哥哥来以后，可是他那个时候回来，听别人说，大队里也不给赔钱。那个时候基本救灾就是说家里的泥和院子里的泥都清完了，但还不能回家。你像，我都不能回家呢，家里特别潮么。里面屋子里太潮，不能回家，再说，被子啥也没有么。其实他是心多的，完了，不愿意在他姐姐家里呆了。这不是回来以后，这个电工也不让接电，他听别人说，不行就挡火车。因为就是那天他刚回来，就是说，晚上，电也没有，睡的地方也没有，所以他就产生了(想法)，他说是挡火车。可挡火车啊，是怎么着，后来我也听说呢，其实他那个时候挡火车的时候，我就在张XX家里。在张XX家里，闫XX她妈，就叫，快点快点，全拽挡火车呢。可是我们出去的时候，那个火车已经停了。停了，人家那个看道班的，那几天村子太烂，群众就说，不行就挡火车，不行就挡火车。说挡火车呢，没人上去，就他一个人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啊，火车路上有好多铁路警察就在那儿看着呢，就怕群众闹事的。可是他这个挡火车吧，跟正常人挡火车不一样。人家铁路上的那个人，那个警察也说呢，如果是火车没来之前，你上去挡火车，那没有生命安全。他那个挡火车吧，看见火车过来了，他可倒上去了。那如果火车，就那段时间吧，火车路被水冲垮了，刚修好，修好以后呢，就是火车在那里还限速着呢。咱平时这儿火车是105迈，可是那两天吧，火车只是55迈到60迈。就是说，是慢。如果那天，如果要是快的话，就把他给轧死了。
救灾以后吧，政府也不知道是忙呢也不知道是咋，就没有顾上跟老百姓说怎么赔怎么那个啥呢。所以他就产生了这个念头。产生这个念头，可是后来政府对他也挺不错的。他就是挡火车的当天晚上，人家第二天大早，早起，那个政府给了他一个煤气罐，一个煤气灶，不知道是两箱方便面还是三箱方便面，还给的面、油，就给他家送去的。赶到问他，问你们这有啥意思呢，有啥心思呢。意思是说，看能给他盖两间房子吗。这不政府第二天下午就开始，给他。他挡火车，头天下午挡的，第二天下午就给他盖的房子，第三天就给他盖上的，把(电)线给他接好，还给他买的大木床。
其实张全拽这个挡火车，你说对吗，他不属于正常人。我跟你说实话呢，正常人谁到上面呢，还怕轧死呢。所以他不够数，他能做出那事情来。
为什么村子里好多老百姓都说，张全拽救了一个村子里的人。那个时候，大队里边还有饭呢。就是说，那两天就没有饭了。可能结果张全拽一挡车，又给每个人又发了，发了半个月的，一人一天15块钱……
本来，张全拽是一位残障村民，挡火车之后迅速成为民间英雄，甚至有村民要选他当村长。在实际操作上，不会有村民真的选他当村长，村民这么说只是讽刺村委会的工作能力，同时也是表明他们的意愿和立场。相比之下，官方将张全拽认定为“精神病患者”，试图以这个标签来消除他对村民的影响。但是，很多村民并不理会这个标签，他们普遍认为张全拽一挡火车就救了好几个村子，帮了村民们的大忙。在王伟的口中，这个故事充满了喜剧的效果，特别是说到挡火车前后地方政府态度的变化，他说：
以前村里的这些头，书记啊，村长啊，艳芳(张全拽女儿)家多熄火呢，根本就没人问，也没人管。自从张全拽挡了那个火车以后，好家伙呢，书记也来看来了，什么村长也来了，书记都来了。
因为地方政府的快速应对，整个事件并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事发之后，政府继续给村民发放餐费补助，灾后赔偿也很快落实到位。由此，村里人就将功劳都归于张全拽，称其为“卧轨英雄”。
在现实生活中，张全拽一家生活得非常艰难。张全拽四十出头，他早先因为痴傻娶不到媳妇，后来娶了一位痴傻的女人当媳妇。他的媳妇据说是被人从外地拐骗过来的，来之前就因过度受惊疯掉了。她嫁过来之后为张全拽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不痴也不傻，取名张艳芳。张全拽一家一直跟他母亲住在一起，其母七十多岁了，仍然每天都要操持家务，一刻也不得闲。张全拽一直在外边打零工，可是拿的工资非常低。因为缺乏劳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张家一直非常贫困。
水灾之后，村子里一片混乱，人心也一片涣散。政府虽然做了很多救助工作，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张全拽挡火车不仅为村民带来实际好处，而对这个故事的口耳相传也将受灾村民凝聚在一起。在共同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受灾的村民重构了自己的村落社区，而将悲剧反转成喜剧的叙事方式则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身处世界的理解。
水灾破坏了有形的村落社区，其重建需要很长时间。而水灾对于灾民心理的创伤是无形的，灾后心理恢复将耗费更长的时间。在灾后救助中，笔者跟卡尔·林达尔有一样的发现：灾民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他们也需要心理上的帮助，需要跟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张全拽挡火车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该事件本身促进了政府快速落实赈灾举措，而是因为这个故事给了村民希望，让他们看到灾后恢复还得靠自己，而同样受灾的村民是他们最大的同盟和帮手。因此，灾难叙事的生成与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帮助当地村民重建了无形的精神社区，让他们紧紧抱团取暖，共同面对灾后遇到的各种苦难和挑战。
(五)灾难叙事和社区重建
在水灾之后，羊獬人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唐尧故园农历四月二十到四月二十九的庙会。根据当地传说，农历四月二十八是尧王的生日，而羊獬村被认为是尧王的第二故乡，因此每年羊獬人都要在村庙里庆祝尧王的生日。在2013年农历四月二十八的祭尧大典上，庙会办公室没有按照以往惯例让有学识的村民上台宣读歌颂尧王功绩的古体赋文，而是让一位村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读了祭文。这位村民同其他羊獬人一样自称为尧裔后人，在介绍完尧王的生平和功绩之后，他建构了自己的灾难叙事：
当然，在这片热腾腾的土地上，我们也曾经有过太多的灾难，尤其是今年2月1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悲痛、大事件发生了。洪洞县曲亭水库坝体塌陷之后，一千九百万立方米的洪水排山倒海般冲垮了108国道和南同蒲铁路后，又冲向了羊獬村，尤其是南羊獬村。因地处水库的下游，洪水入村高达两米，低处也在一米以上，整个村落成为了一片汪洋。有的家具、电器被砸在瓦砾之下，成为了一堆废品。有的房屋倒塌，近况非常凄惨。这样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亲身经历的父老乡亲无不感同身受。时至今日，当我在写作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眼眶还是湿润的。每回忆起那一场灾难，回忆起那一场灾难中的人和事，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中翻涌回放，痛心疾首的感觉时时袭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洪洞县委县政府、甘亭镇委镇政府的关心下，在邻邦村的帮助下，英雄的羊獬村民不等不靠，不推不托，奋力自救，重建家园。当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场面。可以说，那个时候我被周围的情景动容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羊獬村的那一股凝聚力。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不正是尧文化当中和谐万邦的一点具体体现吗?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何为父老，何为乡亲，何为兄弟姐妹。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阶层，所有人都是一体，灾难面前团结一致。因为我们是尧王的后裔，我们拥有共同的家园，我们拥有共同的出身，我们拥有共同的名字———羊獬人。
这一段热情洋溢的演讲打动了参与祭尧大典的上千羊獬人的心，他们热烈鼓掌，并称赞这个演讲非常出色。整篇祭文，从古至今，从神话到拉家常，讲述者随心所欲，主要凸显的是这些叙事对于社区的核心凝聚力。
尧舜的神话、传说与中国古史密不可分，他们的故事被古往今来很多仕人和学者用来建构中华民族文明的开端。根据《洪洞县志》，羊獬村是尧王时代神兽羊獬出生的地方。根据当地传说，羊獬也是尧王小女儿女英出身的地方。在话语层面，羊獬人称尧王为“爷爷”，女英为“姑姑”，并视自身为“尧王的后裔”。在实践层面，他们每年三月三举行“接姑姑”的走亲活动，并在每年四月二十八举办庙会庆祝尧王的生日。尧舜的神话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话语行为，村民用它来构建社区以及自我的身份认同。
神话的聚合力和灾难叙事的聚合力合二为一，就有了上述村民的祭文。依据祭文，把“羊獬人”凝聚在一起的不仅是远古尧王的神话与传说，更是他们对灾难的共同经历和应对。村民的叙事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因此在听众中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他强调了共同体建构的主观性，基本不考虑共同体建构的客体性。在本文中，灾后重建的过程体现了羊獬人社区建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辩证统一。羊獬人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共同体，他们居住在同一个村落，彼此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有面对面的互动。同时，他们也是主观建构的共同体，比如自认为是远古时期尧王的后裔。对于灾难的共同经历和应对，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又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视自己的乡亲父老为英雄，在与灾难搏斗的过程中“奋力自救”，并同所有的村民一起重建家园。他们的灾难叙事是客观真实和主观想象的辩证统一，同时也是话语方式和行为实践的辩证统一。
三、余论
近年来，国内有关灾难的研究迅速兴起，但是民俗学家参与其中的并不多。比较有影响的是王晓葵的研究，他将记忆的研究理念引入当下的民俗学研究，以唐山大地震为个案，探讨了国家权力、地域共同体和个人之间对立、合作、利用、融合等复杂的互动。在《灾害记忆图示与社会变迁———谁的唐山大地震？》一文中，王晓葵借用大卫·格罗斯的记忆图式概念，分析了中国灾害记忆的变迁。他发现，自王朝时代以来权力中心的记忆构架就占主导，灾难叙事的重心是“围绕灾害权力的态度和受灾者的反应”，政府的救灾态度和救灾举措是灾难叙事的主要内容。王晓葵将过去以“诗文”为主要文类的灾难叙事总结为“感恩体”：“受灾———获救———感恩”，并注意到其在当下的灾难叙事也占主导地位。最后，他总结道，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官方灾难叙事框架与民间人性化的叙事框架存在复杂的对抗、合作和补充的关系，随着民间叙事的浮起和壮大，灾难记忆和灾难叙事的建构将呈现多样化和立体化的格局。
在《面向洪水、旱魃、山崩地裂的灾难———灾害民俗学的新课题》一文中，乌丙安先生主张民俗学家不仅需要认真研究文献中上古自然灾害神话的深刻含义，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密切关注眼下人类所直面的灾害和苦难。笔者的初步研究是以灾民为中心的灾难叙事的记录和阐释，而灾民对灾难叙事的建构又同神话、传说、历史等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灾难叙事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视角的领域，可以是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艺术学等领域共同着力的研究课题。在研究灾难叙事的时候，民俗学家可以将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相结合，并同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中国民俗学逐渐转型为面对“当下”问题的学科之际，灾难叙事的个案研究可以促进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以及话语与实践的统一。
近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人为或自然引发的灾难。比如在2015年，上海外滩新年发生踩踏事故，“东方之星”游船在暴风骤雨中倾覆，天津化学品仓库发生连环爆炸，鹤岗煤矿发生爆炸事故，深圳发生山体滑坡事故。每一次事故的发生都暴露出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安全监管的薄弱以及政治体制的腐败。在对这些事故的报道中，官方媒体始终强调领导者的救灾指示和救灾举措，幸存者的声音以及遇难者家属的声音并没有完全得到传递，民俗学家也没有介入到对这些灾难的研究当中。2016年入夏，全国很多地方因连降暴雨而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上百万人被转移。很多媒体连续报道了各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的故事，一些解放军战士和武警人员因为全力救灾而成为英雄。同时，也有媒体发表文章，宣传个人在面对洪灾时如何自救。2016年7月中旬，河北邢台水库半夜无预警泄洪，下游很多村庄被淹，伤亡人数至今未知。面对全国大范围的强降雨和洪水灾害，网上很多人指责地方政府未能投资兴建完善的排水系统，而且过去能吸纳大量雨水的湖泊被填埋。这次大范围的洪灾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所能应对的范围，而真正的应对资源其实就是灾民自己和他们的社区。通过对山西洪洞水灾的个案研究，我发现灾民比我想象得还要坚强，他们可以迅速恢复活力，并跟其他灾民一起携手共建家园。虽然灾民的灾难叙事被官方媒体所忽略，但是它们一直存在于灾民的日常生活中。当这些叙事不再被遮蔽，当“英雄”一般的灾民讲述自己的故事，愈合的不仅是他们，还有听众。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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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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