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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国意识：忻州以程婴为核心的传说北移
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其流传地域随政治中心的转移而扩大，民间传说被统治阶层借用，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赵氏孤儿传说随赵氏家族北移流传至忻州一带，至宋金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被赋予了家国意识的主题内涵，在国家、文人、民间不同阶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背景下传说的北移
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影响下，赵氏孤儿传说随着赵氏家族活动范围的扩张与政治中心的迁徙而北移，并在自上而下的促动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赵简子归卫士五百家置之晋阳，至赵襄子时“赵北有代(今隶属山西省忻州市)，南并知氏，强于韩、魏。”后“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敬侯元年赵始都邯郸，至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资治通鉴》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史学界以此为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赵、魏、韩三家分晋之后，分别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安邑(今山西夏县)、韩原(今山西河津)建立政权，并不断扩张迁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武复立延其祖祀之后，赵氏家族历经“简襄功烈”，逐步将其中心势力转移至晋北、晋东北一带，终与魏、韩分晋并立，建立赵国，成就伟业。
忻州，“《禹贡》冀州之域。三代讫秦并同太原府。汉为太原郡阳曲县及汾阳县地。后汉建安二十年，徙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于此，郡为一县，立新兴郡领之，治九原城，即今州治也。”隋开皇十八年“立忻州治之，取州北忻川水为名也。”《元史·本纪》载“至元三年七月，以崞、代、坚、臺四州隶忻州。”《明一统志》载“忻州，元初改九原府，置宣抚使。”“《檀弓》志晋大夫之葬，直谓之九原。《水经》谓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金代何师常《公孙厚士祠记》：‘今之九原，即古赵氏田邑。’《檀弓·晋献文子成室篇》疏曰：‘九京即九原，文子世家旧葬地也。或云在襄陵，乃武之后，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连三晋，城带九原。卢君窃号之邦，赵氏言归之地。迁史以为南并北代，非此何谓焉。’”今之忻州，当囊括战国时赵之代、云中、九原等地，并占据边塞要地，影响着赵国国势的强衰兴败，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战国时赵国的政治活动中心与军事要塞，统治阶层为巩固政权，势必会在思想上引导当地百姓，决定赵氏一族命脉存亡兴衰的赵氏孤儿传说成了最好的媒介。赵氏孤儿的传说随着赵氏家族势力的北移而在此地生根发芽、广泛流传，传说中蕴含着的忠义精神成为统治阶层凝聚百姓思想的手段与规范民众行为的道德标准。
至宋时，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的发展达到高潮。宋神宗时国家统治制度出现诸多流弊，边境辽与西夏虎视眈眈，靖康之变后，宋被迫南下与金南北而治。国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得宋朝统治阶层对百姓“家国意识”的精神建构迫在眉睫。忻州作为宋与辽的边境之地，屡次遭辽侵犯，战乱不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自觉将守护家国安宁作为自身民族使命，“家国意识”成为跨越阶层的上下共通的民族情感。赵宋与赵孤一脉相承，在忻州具有一定民间基础的赵氏孤儿传说在血脉的联系中，自然成为宗法制与专制制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民族精神的最佳载体，在这动荡的历史时代中走向高潮并一直延续。至元代，屈身异族的民族意识，加深了儒家大一统思想下形成的以汉族统治为中心而排斥异族统治的社会文化心理，文人阶层“反元复宋”的追求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经典的赵氏孤儿民间传说在文人的改编与重构中凸显出愈加浓烈的复仇色彩与家国意识。发轫于上层阶级的对赵氏孤儿传说的推崇能在各个阶层与群体中得到响应并形成互动，正是由于传说中蕴含着的深沉的家国意识主题契合了时代与地域的特征，满足了各个阶层的精神需求。
赵氏孤儿传说随着赵氏家族的北移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引导下流传至忻州一带，传说中蕴含的忠义精神迎合了忻州处于国之边境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战乱频繁的时代，这种忠义精神更被各阶层大力宣扬，在特殊的时空背景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家国意识。程婴作为代表忠义精神的灵魂人物，成为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的核心对象，对家热爱、对国忠诚的民族精神成为上层阶级、文人阶层、广大民众的共同追求。
(二)家国意识的体现
家国意识是民族精神的本源，对促进民族融合、加强社会团结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由家而有国，次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亦如身家连称。又如民族，有了家便成族，族与族相处，便成一大群体，称之曰民族。此亦由人文化成。”由身及家，由家及国，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民族心理，家族、国家的集体利益远高于个人利益，舍生取义、舍家为国的精神体现着华夏民族勇于牺牲自我的家国意识。
家国意识的本源是忠义精神，家国意识最先体现为对家、对国的忠诚。在家国危难之际，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中的忠义精神冲破时空的界限，被赋予“家国意识”的主题，“忠义”并非赵氏一族之忠，也不是程婴一人之义，而是升华为对整个家国的赤诚之心。以程婴为核心的传说体系体现出深刻的家国意识主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即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
1.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
宋时，统治阶层通过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将赵氏孤儿传说的忠义精神提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义士作为忠义精神的象征，成为皇室册封的主要对象，官方通过对传说中典型忠义形象的塑造，来激发民众的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希望以此对抗外族侵扰，维护家国一统。
对程婴三义士册封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敕河东路访寻二人遗迹，乃得其家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宋神宗时，始册封程婴、公孙杵臼为侯，于绛州建庙祭祀。《宋史·礼志八》载宋高宗“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宋高宗时，程婴、公孙杵臼庙数量增多，分布地域更广，且多隔绝。理宗“宝庆二年十一月甲寅，修祚德庙，以严程婴、公孙杵臼之祀”。这是见于史料中的官方对程婴、公孙杵臼二义士的册封与祭祀。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韩厥始与程婴、公孙杵臼并祀于祚德庙。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封韩厥为义成侯。绍兴十一年(1141)“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韩厥与程婴、公孙杵臼三义士共享春秋之祀。“绍兴十一年八月戊辰，立祚德庙于临安，祀韩厥。”宋高宗时，在临安为韩厥建庙祭祀。绍兴十六年(1146)，宋高宗对三义士进行加封。“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在宋朝国君对赵氏孤儿传说核心人物的册封中，以“忠义”精神为化身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成为主要受封对象，所授封号也直接以“忠、义”为名。官方通过屡次敕封行为，重塑了以程婴为核心的忠义形象在民间的重要地位，为民众树立了忠义的道德楷模，利用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形塑着民众的家国意识。
2.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
文人阶层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传达着自身意愿，民间传说是其改编对象之一，他们有选择地将活跃在民间的传说故事经过文学加工与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与主题内涵。赵氏孤儿传说因其蕴含的忠义精神，成为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宋元文人的主要书写对象，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元代文人纪君祥《冤报冤赵氏孤儿》杂剧，通过置换变形的方式，增加情节戏剧冲突，突出故事复仇母题，表达了自己反元复宋的爱国情怀。
“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中存在的神话结构，要使人信以为真则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手段皆可以划归‘移用’”。移用，即置换变形，又译作移位、移置，“是指无意识的移置、换位或转换的意思”。在文学作品生与死的基本原型中，可以置换出多种母题，而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线索则在于多种母题的“置换变形”。源于信史的赵氏孤儿传说，发展初始阶段围绕程婴三义士之生死形成了单一的忠义主题，传说在传承过程中被植入越来越多的虚构成分，为使得传说更为可信，忠义主题在不同流传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被置换为不同的主题。宋元时期，这种忠义精神在文人笔下转变成了更加深刻的复仇母题。“‘神话幻想’创造出来的情感表现为‘爱与恨、恐惧与希望、欢乐与忧伤’，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象世界’。”“爱与恨”的情感可以置换出复仇母题，复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自然法则的体现，“在这种最基本的形式中，自然法则的观念是以复仇法则的形式起作用的”。赵氏孤儿传说的复仇母题突出体现在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中，纪君祥将《史记》中替孤而死的“他人婴儿”，换作程婴亲生骨肉，以此来激化人物矛盾，为其后复仇之路埋下伏笔。替孤风波后，程婴携赵武投奔屠岸贾门下，命赵武认敌作父并最终手刃仇敌，完成复仇大计。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丰富了人物的感情，在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中，置换出了复仇母题，此时的赵氏孤儿传说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复仇史。
以忠义精神为基础置换出的复仇母题具有伦理性，一脉相承的赵宋与赵孤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复仇行动，更具正义感和使命感，隐喻着元代汉人“反元复宋”的民族抱负与善定胜恶的决心。赵氏孤儿传说时刻警醒着宋代遗民理当与赵孤一样踏上复仇的道路，实现“反元复宋”的政治理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并将这种血亲关系和民族的血脉一直传承下去。
3.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
在国家话语主导与文人阶层创作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以家国意识为主题的赵氏孤儿传说，与忻州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相契合，得以在地方上传承，形成了以忠义人物为核心的传说体系。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以程侯山为中心扩布至南关、北关及城北，相较于晋南、晋东两地，该地传说在传承忠义精神的同时被赋予了浓重的家国意识。忻州地区对蕴含着家国意识的忠义精神的传承，集中体现在以程婴等义士为核心的民间传说当中，这类传说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人物传说
忻州赵氏孤儿人物传说形成以反映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程婴传说系列和以弘扬侠义精神为目的的韩厥传说系列。当地流传程婴以子替孤将赵武救出后，从晋都一路北上逃至忻州一带，由此在该地形成程婴藏孤、育孤的一系列民间传说及与之相附会的风物遗址。如《程婴含辱养孤》讲述了程婴携赵孤与妻子离开绛州进入九原藏匿金山，金山也因此改名为程侯山，其后多次带着赵武与妻子转移、迁徙各地。这类传说体现了信史随着历史的久远逐渐去真实化与传说化，反映了民众特有的历史记忆。赵武的复立离不开韩厥的仗义举荐，《忻州志》载：“晋卿韩献子厥墓，治南十五里，韩岩村，今有韩家沟，其故里也”。现忻州豆罗镇韩沟村西一公里处，有韩厥墓，故该地形成了以韩厥为核心的系列传说，如忻州百姓得知韩厥率兵抄杀屠岸贾全家，碾米磨面，杀猪宰羊，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在劳师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忻州人物传说传达了民众的“侠义”观，这些义士在民间传说中虽然仅仅是从属人物，但他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权的侠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2)风物传说
忻州风物传说包括与自然景观相附会的人文遗迹和传说在地化传承中形成的风俗习尚。当地为纪念、祭祀程婴等义士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景观遗迹风物传说群。忻州南关有程婴墓、程婴祠和程婴妻子王阿娘娘庙，南关大街立有“韩献子遗风”坊，北关有“程婴故里坊”，城北逯家庄有公孙杵臼墓、忠烈祠，城北二十公里程侯山有阿后娘娘庙。文庙内建有“忠义祠”，北关、程侯山的七贤庙将赵盾、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灵辄、鉏麑和提弥明尊为祭祀对象。以程婴为核心的风物传说群体现着民众对忠义之士的敬仰，是忠义精神的物化体现与传承载体。此外，民众对忠义精神的追求在历代的传承中逐渐演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当地民众为感念程婴夫妇赐予父老乡亲脆爽可口的白菜，每年农历九月初一白菜收获时都要举行庙会，祭祀程婴。《系舟山顶藏儿洞》将忻州系舟山与盂县藏山联系起来，民众以他们独有的智慧为程婴的藏孤路线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以风物传说形态呈现的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背后表现出的是“在地化”的民众经验，风物的存在是客观性受主观性文化的影响，反映到民众的思想观念中，并将其转化为关乎自身的实践行为。
(3)显灵传说
忻州被誉为“程婴故里”，程婴信仰在当地极其兴盛，程婴显灵的传说经久不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程婴神鞭赠尉迟》：
唐代初年，尉迟恭驻扎在忻州程侯山一带练兵。但当地遭遇灾害，百姓食不果腹，军队难以筹集粮饷。在这危难之际，一位道人赠给尉迟恭一柄钢鞭。尉迟恭用这钢鞭破开山门，山门中满是黄金白银。尉迟恭将这些银两分为三份，一份酬谢众神；一份赈济灾民；一份作为粮饷。原来那老道是程婴显灵而成。
除此之外，《程婴赐瓜李孝子》《白马天神赐白马》等传说都讲述了程婴于百姓危难之际显灵的故事，百姓感念程婴恩德，纷纷建祠庙祭拜。民众对程婴的信奉程度在传说中得到转化和加强。不论是真实还是非真实，程婴显灵传说都是对程婴信仰的一种想象性叙事，是对当地程婴祭拜行为的诠释。叙事和诠释的目的在于确认和提升所有与程婴有关的信仰活动的历史文化地位，并注入历史的逻辑力量。为信仰提供的传说一般不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却成为当地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源。程婴显灵传说的出现，表明程婴已从一个历史人物进入到民间信仰的殿堂，作为程婴信仰重要内容的显灵传说是程婴走向神坛的必由之路。除了传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外，程婴的信仰化过程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对程婴的敕封。民间传说当年宋神宗为报答程婴忠义救祖的恩德，追封程婴为“诚信侯”，并下旨让忻州的官员在程婴墓北新建一座程婴祠堂和程婴庙。忻州地区程婴显灵传说的盛行说明，从传说到信仰的文化运动既有民众不自觉的创作，又有上层文化“精英”的合目的的改造，既是传说自身演化规律的展示，又是民众心灵情感依托的必然结果。
赵氏孤儿传说随着政治中心的迁徙而北移至忻州一带，经过官方的塑造、文人的置换、民间的传承，各阶层合力推动了以家国意识为主题的传说在该地的形成与传播，衍生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人物传说、风物传说及显灵传说等，这些传说皆以程婴等忠义之士为主要叙述对象，体现了民众在历史的抉择中树立的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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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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