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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晋地赵氏孤儿传说，在历时的传承过程中，经过层累地凝聚与转移，因历史背景、地域环境、民众心理等原因，产生核心人物的更换与主题内涵的流变，在晋南襄汾、晋北忻州、晋东盂县三地分别衍生出祖先崇拜、家国意识、民间情怀的主题。襄汾以褒扬赵盾为核心的祖先崇拜体现为血缘观念下的排他性、外化的祭祀仪式、伦理观念下的人文崇拜；忻州以颂扬程婴为核心的家国意识表现在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盂县以尊奉赵武为雨神的民间情怀渗透在多重民间叙事之中，如文本化的口头叙事、仪式叙事、空间叙事。赵氏孤儿传说在层累的历史传承过程中被不断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经久不衰。
关键词：赵氏孤儿传说；祖先崇拜；家国意识；民间情怀
作者简介：段友文(1957-)，男，山西襄汾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话传说与民俗文化研究。柴春椿，女，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文化意蕴与当代表述研究”(15ASH010)
“赵氏孤儿”作为民间传说的经典，在典籍文本的凝固与民间叙事的活态传承中，承载了每个时代特有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涵，映射着广大民众丰富的情感世界与道德追求。赵氏孤儿传说最初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展演在民间，后有文人的介入使民间叙事走向文本化，逐渐从活态的口头文本固化为书面文字。在口头与文本的交融中，赵氏孤儿传说故事情节得以扩展、人物形象得以建构，并表现出鲜明的层累性。层累的历史造成传说中心人物———以程婴为核心的忠义之士的突出与放大，并形成忠义的永恒主题。同时由于民众心理、历史背景、流传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赵氏孤儿传说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中心的转移，传说核心人物不再指向单一的对象，而是更换衍生出其他次生主题，不同的主题叠加与延展进而形成主题的流变。赵氏孤儿传说发源于以襄汾为中心的晋南地区，随着赵氏家族政治中心的北移传播至忻州，在民间信仰的推动下辐射至盂县藏山等地，在晋地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传说亚区，三地传说的差异性突出表现在主题的区别上。“忠义”精神是赵氏孤儿传说的“大主题”，三地在凸显这一精神的同时，由于实际传承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主题”，即晋南以褒扬赵盾为核心的祖先崇拜、忻州以赞颂程婴为中心的家国意识、盂县藏山以崇信赵武为雨神的民间情怀。在民间传承过程中，赵氏孤儿传说“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民众“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不同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着赵氏孤儿传说。
一、祖先崇拜：晋南以赵盾为核心的传说发源
晋南襄汾、新绛一带，作为古晋国都城所在地，是史事“下宫之难”的发生地，由此演绎形成的赵氏孤儿传说，便发源于这片沃土之上。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翔实的文献田野资料，为赵氏孤儿传说发源地的探究提供了佐证，此外，传说的核心人物之一赵盾亦诞生在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赵氏孤儿传说起源于晋南一带，形成了以赵盾为核心探索传说发源的传说圈，并在追根溯源的文化心理之下，蕴含了祖先崇拜的主题内涵。
(一)信史基础上传说的生成
历史不仅指社会过程的客体本身，也指人作为主体和历史叙述者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历史事实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过程，是人们进行叙述的对象。历史人物传说就是民众的历史叙事，是民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忆与阐释。主体在阐释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自然会对记忆对象进行重新组合与创造，使其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宣泄内心情感，追求道德教化作用，满足审美娱乐需求，历史人物得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传说化。民间传说中的确映射着历史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只要能达到典型塑造的目的，它“可以将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东西概括在一起……黏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类似的东西……形成历史的多层黏合体”，赵氏孤儿传说正是整合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是对真实历史的重构。
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传说形成的根脉，是探讨传说发源地的出发点。大部分传说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阐释”。因此，要探究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还需从史实着手。
赵氏孤儿传说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仅一言以概之，“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将其情节加以扩充，赵婴因通于赵庄姬被原、屏放诸齐，庄姬因故以“原、屏将为乱”谮之于晋侯，晋遂讨赵同、赵括。这一事件，史称“下宫之难”，又称“原屏之难”。赵氏之孤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故事情节与《史记》所载差异颇大。
“下宫”乃古晋国之亲庙。古晋国自受封建国起，一直将晋南地区作为王畿之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唐尧部落的活动地域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河谷地带，考古学已证实唐尧之墟即今襄汾县陶寺遗址。晋献公八年，“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索隐》：“杜预曰‘今平阳绛邑县’。应劭曰‘绛水出西南’也。”后景公十五年迁都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或认为今襄汾县城南三十公里处赵康古城遗址乃晋国古都“故绛”所在地。《太平县志》载：“古晋城，在县南二十五里。城故址周九里十三步。献公都此。”该地现存城堡九关八门，北城、西城外有水蚀壕沟痕迹，应原为护城河，城北大约一公里有古烽火台遗迹。“下宫之难”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即迁都之前，可见，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或当在晋国古都“故降”，即今襄汾县赵康镇一带。
此外，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现存刻于唐代的“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碑保存基本完好。东汾阳村东西城门楼上各镶嵌两方石刻门额：东城门楼阳面横刻“升恒”二字，眉上刻“赵宣孟故里”，上款刻“大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吉旦”(1697)，下款刻“本庄总理同协创立”，门楼里面横刻“金汤”二字，落款“康熙丁丑”；西城门楼阳面横刻“熙宁门”三字，眉上刻“赵宣子故里”，额右上角刻“康熙己酉吉旦”(1705)，门楼里面横刻“咸丰”二字，眉上刻“赵宣子故里”，右上角刻“古汾阳”，落款“雍正四年仲春重建”(1726)。碑刻中“赵宣子、赵宣孟”即赵盾，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当是赵盾故里。另西汾阳村现存赵盾墓与程婴墓，赵雄村留有赵氏家族九冢坟之第七冢，为赵氏孤儿发源地的确立提供了更多佐证。赵氏孤儿传说当发源于故降，即襄汾县赵康古城，并以此为核心辐射至襄汾县赵康镇、汾城镇及新绛县泉掌镇泉掌村、龙兴镇侯庄村、阳王镇苏阳村等地，形成了丰富的民间口承传说，保存了大量真实可信的风物遗迹。
(二)文献记载与田野资料的互证
文献记载在历史的传承与实践中逐渐被解读和使用，经典文本中的英雄人物及其所负载的思想逐步进入底层社会，“影响并模塑了底层社会的历史经验”，最终形成种种民间传说与信仰。文献与田野之间存在着互动，凝聚的文本为传说的形成提供了范本，传说的发展为文本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素材，愈是最初形成的传说愈包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近的传说，其信实性也就越高；反之，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远的传说，在历史考证上的可信度也就越低。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契合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传说在不同地域形成的时间早晚。《史记·赵世家》所载的史实作为民间赵氏孤儿传说的蓝本，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传说基本情节在各地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襄汾县赵康镇作为传说的发源地，其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具有更高的契合度，这主要体现在当地把解救赵盾的义士作为描述对象，塑造了鉏麑、提弥明、灵辄等一组光彩照人的“义士”形象。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襄汾民间流传着一则《鉏麑跟五色槐的故事》，在东汾阳赵盾府第有一苏阳村，村里有一棵槐树，乃鉏麑触死之处，其后槐树开出黄、白、粉、绿、紫五色花，后人将其称为“国槐”，又“五色槐”。《左传·宣公二年》传：“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责公不养士，而更以犬为己用。斗且出，提弥明死之。”襄汾流传的关于提弥明的传说与之相合，至今赵康一带仍有不养狗、抓狗杀狗的习俗。《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途中遗食救饿夫，灵辄倒戟御徒解盾困。纪君祥杂剧《怨报怨赵氏孤儿》描写灵辄救盾的情节更为详尽，“赵盾出的殿门，便寻他原乘的驷马车。某已使人将驷马摘了二马，双轮去了一轮。上的车来，不能前去。旁边转过一个壮士，一臂扶轮，一手策马，逢山开路，救出赵盾去了。你道其人是谁？就是那桑树下饿夫灵辄。”襄汾一地将史料记载与风物遗迹相结合，传说赵盾在马首山打猎，途径绛州侯庄村遇灵辄救之，后逢赵盾遇难，灵辄遂负盾而亡。
单纯地复制文献的民间传说，存在着被文化精英刻意加工创造的嫌疑，而世代相传的习俗与风物遗迹，使得传说的可信性大大增强。文本记载推动着传说的传承，传说表现着民众对历史记忆的自我叙述，并结合地方风物形成在地化阐释，烙上民众生活的印记。文献记载、口头传说、民间习俗、风物遗迹的相互交织与融合，使得民间传说富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可信度，得以世代传承。鉏麑触“五色槐”，侯村庄救灵辄，赵康不养狗，这承载着历史厚度与民间张力的风物习俗，使得赵氏孤儿传说能够活态地展演在民众的生活之中，顽强地生存在襄汾这片土地上。
襄汾赵康一带三义士的传说，一方面印证了赵康镇作为赵氏孤儿传说发源地的可信性；另一方面，突出了该地传说以赵盾为核心人物的地方特色。每则传说虽然表现“义士”之义，但从侧面烘托出了赵盾故里长久沿袭的对祖先赵盾的崇拜心理。除了指向核心人物的三义士传说，赵康镇还流传着大量有关赵盾辅政的传说，民众依据信史并结合自身的精神需求，刻画出了一个忠诚清廉、仁爱慈善的忠臣形象，这些传说均未见于忻州、盂县两地。襄汾赵氏孤儿传说跨越故事本体的核心人物，即程婴、公孙杵臼等，而以赵盾为主要叙述对象，其中隐含着该地作为故事发源地所形成的民众追根溯源的崇祖观念，并发展为以赵盾为家族代表的祖先崇拜。
(三)祖先崇拜的民间表述
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虽然充满了时空错置与幻想虚构，但如果不去探究其事迹的真实性，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历史信息，那么，就可以解释历史为何要如此记忆与传播，从而对历史有更全面的理解。赵氏孤儿传说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传播者的心态、观念是真实的，这种心态和观念就是传说得以传播的“历史心性”。历史心性是指人们由社会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观念下，人们循以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就是在“祖先崇拜”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动下得以传播的。
祖先崇拜是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形式，这是一种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的对祖先的敬拜思想，“是建立在灵魂不灭和鬼神敬畏观念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丧祭活动来实现的。”襄汾赵氏孤儿传说蕴含的祖先崇拜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宗族制度下形成的祖先崇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二是笃信其祖先神灵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祖先崇拜外化为一系列祭祀活动；三是祖先崇拜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其成为本族的象征，由此转化为一种人文崇拜。
1.血缘观念下的排他性
祖先崇拜包括家族祖先崇拜、民族祖先崇拜、行业祖先崇拜等多种类型。家族祖先崇拜的形成以血缘观念为心理基础，日本学者池田末利指出“祖先崇拜是以家族制度的确立为前提”，家族在形成与扩大的过程中，血缘宗法观念得以不断强化，被族人共同敬仰的祖先成为维系家族内部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的核心，祖先崇拜由此生成。在崇拜本族祖先的同时，祖先崇拜还通过对仇敌异姓的排斥来规范族内制度，加强族人凝聚力。
襄汾赵康镇流传着“赵屠两家不结亲”的习俗。《程婴救孤》《赵氏孤儿》《八义图》等剧目在赵康、永固一带上演会引起赵、屠两家发生冲突；赵、屠后裔祭祀各自祖先的日期相去不远，在此期间，赵、屠两家也多发生冲突；屠氏后裔为能在当地生存下去，便将“屠”姓改为“原”姓，赵、屠两家因为宗族之间的对立，立下了两家不结亲的规矩，这一族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赵姓族人对仇敌屠氏的排斥，旨在维护家族尊严，凸显了其祖先崇拜情结。
家族祖先崇拜“是整合和凝聚家族的巨大精神力量。家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稳定和谐的组织和聚合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祖先的引导和号召。在家族内部，祖先崇拜还是强化、巩固家族伦理秩序的有效手段。”血缘观念下形成的祖先崇拜的本族认同性与异族排斥性，在赵康镇的民间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认同与排斥的并行演进中，赵氏族人对赵盾的崇拜愈加虔诚，其对祖先的祭祀也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
2.外化的祭祀仪式
宗族祭祀建立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加强祖先崇拜的重要手段，影射着民众追求道德信仰与生活理想的精神需求。“宗族祭祀的祖先，是有选择的祖先，而不是所有的祖先。这个选择，首先就是世代的选择。”赵康古城作为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世代生活在此的赵氏家族选择以忠诚仁爱的赵盾作为其祖先加以崇拜，并将这种祖先崇拜的心理需求外化为祭祀仪式，以此来沟通族人与先祖，期盼得到先祖的庇佑。
赵康镇赵氏一族在对赵盾的世代崇拜之中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祭祀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赵盾生日这天，赵姓八村的赵氏后裔都会聚集在赵盾墓与赵家祠堂前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包括祭前准备、叩头祭拜、祭后活动三个步骤。祭祀之前当地会准备肉类、水果、糖、蛋等祭品，其中肉类多半是半熟或全熟品。人类学家认为祭品的“熟”或“生”代表着信众与被祭者关系的亲密程度，“熟”表示双方关系的熟稔。民众以半熟或全熟的祭品充当着人神沟通的媒介，以此来表达自身与祖先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着血缘的牵连，蕴含着族人对祖先虔诚的崇拜。祭祀过程分为摆供、上香、斟酒、祈祷、叩拜、鸣炮。祭祀完毕，赵氏族人会以分食祭品与祖先共享的方式完成人神间的交流，并希望得到先祖的护祐。完整的祭祀仪式表达了赵氏后裔对祖先的敬畏与依赖，当地民众正循以这种外化的固定模式去强化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
3.伦理观念下的人文崇拜
“祖先崇拜是原始道德信仰生成的基础，祖先崇拜为道德信仰提供了社会秩序伦理基础。”世代选择的祖先，首先必然是道德的楷模，祖先崇拜的内核是忠孝伦理的道德观念。祖先崇拜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紧密相连，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对调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其在传递、弘扬某一族群普遍认可的价值道德观念时，唤起了民众内心的道德感与良知。赵康镇一带赵氏孤儿传说中的祖先崇拜观念赋予当地一种忠义为先的道德教化功能。
当祖先崇拜融入相当浓厚的德育内容时，便超出了宗教范围而具有宗法和道德意义，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标志着祖先崇拜的世俗化。赵氏家族祖先崇拜的形成与延续的根基便是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信仰。祖先崇拜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宗族内部精神与信仰的象征符号，转化成一种人文崇拜。赵康镇赵氏祖先崇拜的世俗人文性，主要表现在对祖先姓名的执念及对祖先故里的追溯之中。
襄汾县赵康镇是赵盾传说的主要传播区域，以东汾阳村为中心形成的“赵姓七村”———赵康、赵雄、赵豹、大赵、小赵、南赵、北赵，相传是从赵氏家族里分居出来的后裔，七村皆以赵氏祖先的姓名命名，以此来纪念先祖。东汾阳村东门外有唐代碑刻“晋大夫赵宣子故里”，东、西城门楼眉上均刻有“赵宣孟(子)故里”。西汾阳村外建有赵盾墓，有碑“晋上大夫赵宣子之墓”，1984年被列入古墓葬保护范围。另外，西汾阳村有赵宣子庙，周围七村春秋奉祀。2007年政府建造“东汾阳忠义文化广场”，立赵盾雕塑。当地民众不忘家族仇恨、怀祖敬祖的祖先崇拜心理，对忠义仁爱道德伦理的信仰追求，通过这种人文崇拜体现在民众的生活当中，塑造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赵康古城作为下宫之难的发生地，赵氏孤儿传说当发源于这片土地之上，以信史为依托，在文献与田野的对读之中可以寻出蛛丝马迹。有别于忻州、盂县两地，该地的民间传说以赵盾为核心，体现出“祖先崇拜”的主题，在血缘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本族认同性与异族排斥性，外化的系列祭祀仪式，在伦理观念下形成的人文崇拜，印证着赵氏孤儿传说在当地的世代传承过程中蕴含着的“祖先崇拜”精神需求。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性与教化观，随着时代变迁，传说在向其他地域扩布的过程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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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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