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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西南与大后方的民间文艺家们
(一)大西南
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校于1938年春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改名为“社会研究部”)，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他们曾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匀、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调查社会状况和民俗资料，并主编《社会研究》(以《贵州日报》副刊形式发行)期刊，出版“贵州苗夷研究丛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吴泽霖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话、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遗民神话以及炉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话。[8]陈国钧到下江一带深山中的生苗(少与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进行社会与民俗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其中有一则是诗体的，长达488行，是演唱时记录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各民族各地区歌谣的搜集成绩尤为突出，仅陈国钧一人就搜集到几千首歌谣，涵盖黑苗、花苗、红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从中选择出一千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其他人员，如吴泽霖、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胡体乾、梁瓯弟等人在搜集歌谣方面也各自有所贡献。
在广西，有陈志良、刘介、雷镜鎏、乐嗣炳等民间文艺家在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陈志良在苗、瑶、壮、彝等民族中搜集到的歌谣，数量达3000余首，选编为《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1年11月)一书。其中不乏当地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抗战歌谣，如《抗战救国歌》：
送哥送到五里亭，再送五里泪眼淋；你得安心杀日本，我在家乡把田耕。//妹莫忧，哥去当兵把国救；杀尽鬼子回家转，我俩结双到白头。//妹莫愁，哥去当兵妹莫忧；哥去当兵打日本，杀完鬼子就回头。//不分汉瑶苗侗壮，人人抗敌直上前；共把日兵赶出境，保住我国好江山。//哥去前方妹莫忧，莫要挂哥在心头；哥去打败日本鬼，慢回同妹结风流。
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贡献殊多的，还有当时也迁到昆明、1940年后又迁到川南南溪县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学者。
原为杭州艺专的学生，后成为中央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李霖灿，1939年也在抗战促成的大迁徙中来到了昆明，抱着绘画的目的去了丽江的玉龙山，被纳西族(当时译名通用么些族)东巴经里的民间故事所吸引，改变了终身的事业。他在纳西人和才的帮助下，搜集了几十个东巴故事。其中包括几个创世神话。《敦和庶的故事》是关于人类始祖某莉敦孜的神话，曲折地反映着人类早期的氏族斗争的情景。这些纳西族(么些族)的传说故事的搜集与翻译，大大推动了对纳西族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社会的认识与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与傅斯年的研究生胡庆钧1940年冬从临时所址李庄出发赴川南之叙永县鸦雀苗居住地进行婚丧礼俗田野调查，搜集到仪式歌多首，对于研究鸦雀苗的礼俗和口头文学有相当价值。当时也在李庄的，还有先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马学良，由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并，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了。他长期在云南彝族地区进行彝语学习和彝族民族调查，与彝胞朝夕相处，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话、传说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发表在方国瑜等人创办的《西南边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等期刊上。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又在西南联大大迁徙中跟随闻一多采过风，他所搜集的彝族口头文学，都是从讲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的。
上海之江大学史学教授徐松石从1927年起到1940年间数次到广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广东粤江流域旅行调查风土人情，研究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歌谣(苗歌)。他搜集到的桂北苍梧一带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盘皇书》(忻城县瑶人)和苗民谱本，具有相当高的民俗学和历史学价值。他的这部《粤江流域人民史》于1940年付印，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跋》里说：“我爱两广，我爱西南壮族，我爱印度支那与我们同宗的泰人掸人。但我的心更爱念的，乃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诗人光未然1939年1月率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赴延安；3月间写了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广为流传，成为抗日军民的一支号角。皖南事变后，被迫从重庆流亡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根据彝族青年学生毕荣亮提供的讲述，记录、写定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于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当时也在西南过着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参加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的工作，在路南读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北门版后，找到了光未然记录整理《先鸡》的“发音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再次记录了这部叙事诗，这就是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
图4
从大西北的兰州，辗转来到重庆的张亚雄，是一名新闻记者。他把他十年来在做新闻工作的同时，从牧童、脚伕、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阶层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间搜集起来，珍藏在贴身之处的一部《花儿选》的原稿，带到重庆，于1940年由青年书店出版。花儿是西北广大地区流行的民间文艺形式，但此前并没有人去搜集记录过，《花儿选》的出版使我国出版史上有了“第一部”。该书是搜集者由手头积累的二千首花儿中挑选出来，共计六百首。
抗战期间，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才汇集中于西南边疆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创办多种边疆期刊，发表和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文学材料，大大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晚年娄子匡写道：“抗战八年，日军入侵，我学术南移，多少清风亮节之士，在抗战大后方，过着日食粗糙，衣不蔽体的匮乏生活，走出书斋，掀起了边疆学术调查研究的高潮，其人文部分，少有不与俗文学有关。据古氏选目，战时出版虽极度困难，而边疆期刊，有二十七种。”有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边疆》，成都出版的《康导月刊》和《风土什志》等，都比较注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对于西南地区形成我国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地位，起过一定的作用。《风土什志》创刊于1943年9月30日，发行人樊凤林，编辑有谢扬清、雷肇唐、萧远煜、裴君牧、杨正苾，其宗旨在于弘扬西南地区的乡土民俗文化，团结了四川的一批作者，其中包括作家李劼人。该刊常常发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随笔、民间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较强，是一份大众读物。但也发表过像《格萨王传》这样价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段。
抗战时期各地的文艺刊物，一般很少发表民间文学作品，间或也能看到一些，主要是抗战歌谣，能够配合抗日，鼓动人民抗战的。如1938年5月在武汉创刊的《抗战文艺》，1940年在成都出版的《战时文艺》等，大致都是这种情况。
(二)重庆、武汉
南京失守，重庆成为陪都，抗战的大后方，这里不仅集中了众多的政要，而且集中了许多文化人。30年代初期在杭州与钟敬文合作编辑《民俗》、后来又编辑《孟姜女》的娄子匡，抗日战争爆发后刊物停刊，也去了重庆。但民俗学家们多固守自己的学术本位，脱离中国的战争现实，一时无所措手足，正如娄子匡于1942年末召集的在重庆的民俗学同仁第二次座谈会纪要所言：“抗战发生，大家分散，民俗的研究工作不能继续，直到近时娄子匡同工来渝，赓续发动这一运动，联系同工，刊出《风物志》周刊，因而引起四川同工樊纟寅、于飞的联合，而举行两次有意义的座谈。大家来商讨今后工作的推进。现时研究民俗，曾有人以为不合时宜。但是，如今建国建礼，当局对礼制之重视，风俗和礼乐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受时代限制，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后方民谣出版物，只有由武汉的大众文化丛书社1938年出版的一本由江凌主编、江敉编著、图文并茂的《抗战时令歌谣》。
一月水仙白带黄，东洋倭子好疯狂，夺了东北尚不够，还要逞凶黄浦江。//二月茉莉白如霜，东洋鬼子多死伤，打了一月无胜败，落得损兵又折将。(注：“一二·八”时敌将白川被炸身死。)//三月桃花红粉粉，//倭子和我讲和平，哪知和平是骗局，转眼又攻承德城。//四月蔷薇白又赤，倭子肚里怀鬼事，东北演了傀儡戏，又向华北闹自治。//五月石榴红如火，大家抵制东洋货，倭子生意不能做，只愿军阀野心多。//六月荷花白带红，倭子国内本是空，失业工人成千万，乡村农民也闹穷。//七月凤仙红似火，倭寇居心实在野，七月八日卢沟桥，宛平城内又遭劫。//八月桂花黄如金，倭寇专喜动刀兵，进攻北平还不够，八月十三又挑衅。//九月菊花红又黄，中华英雄好雄壮，机枪大刀一起用，倭官倭兵齐惊慌。//十月芙蓉红带紫，到处都是鬼子尸，五次总攻都失败，三易司令无法子。//十一月里茶花红，倭寇飞机到处轰，不管民房或医院，尸横遍地血成河。//十二月里腊梅黄，中国全面来抵抗，倭寇到处受打击，怕见中华好二郎。
所收歌谣与全国民众的抗日信念和意志息息相通。至于台湾学者娄子匡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里提供的一帧《抗战歌谣》书影，笔者多方寻找，未能见到。是否为当时重庆的出版物，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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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闻一多在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采风途中
（本文刊载于《文化学刊》2015年第9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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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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