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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期间，爱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大西南、大后方进行采风工作，搜集记录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创作的民间歌谣和民间传说，为现在认识民歌的源流与变迁以及社会风尚提供了宝贵史料。尤其是抗战歌谣，不仅真实记录了这场非正义战争，而且讴歌了中国人民对民族精神的坚守和对国家的认同，堪称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间文学家；民歌民谣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广大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统一的同时，还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创作了无以数计的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鼓舞那些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与敌人厮杀的英勇军人，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这场战争，批判了入侵者在中国领土上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讴歌了前方和后方的中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我们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们，关心民间文学的诗人作家们，接近和同情民众的文化人艺术家们，在沦陷区，在大后方，在解放区……，搜集记录下了各族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不计其数的抗日歌谣和民间传说，谱写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20世纪80年代，我受《中国新文艺大系》常务副总主编李庚同志的委托，编纂《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把八年抗战时期和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民间文学进行搜集、研究，包括抗战歌谣的创作、采集、研究情况，作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并写过一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文学运动》作为《导言》。我在“导言”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战争改变了一切，一切为了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形势急转直下，先是平津失守，华北沦陷，继而把战火烧到了南京、武汉、长沙，接着粤西告急，全中国被投入了战争的深渊。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的知识界，包括从事民间文学的人士，发生了大分化。有的卖身求荣，当了汉奸；有的不堪做亡国奴的境遇，逃亡到了大后方；有的投笔从戎，上了打击侵略者的前线；有的毅然奔赴延安。尽管战乱不已，生活颠沛流离，仍然有一大批热爱中华本土文化、中国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的道路，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出版、调查、研究以及推广事业，并且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的可喜成就。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了这段时期的材料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37—1949年，无论是调查搜集还是学术研究，都堪称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编纂出版后，再也没有机会对抗战时期的民间文学作进一步的材料搜辑和深入的研究，而且那本书当年只印了500册，流传极为有限。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愿意在原有的材料基础上略作补充，以《抗战中的民间文艺家们》为题，再作一次探索，就教于学界朋友们。
一、投笔从戎上前线的民间文艺家们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陷落成了孤岛，许多文化人纷纷奔赴新四军。劳辛、林山、芦芒、贺绿汀等，都是从上海到苏北的诗人。有的是从延安和边区分赴各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面从事诗歌创作，一面参与民歌民谣的搜集与出版。
民间文艺家、诗人林山，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1937年到延安，任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1938年1月25日延安战歌社举行“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林山在会上的发言《关于街头诗运动》，经《新中华报》发表座谈纪要后，成为中国诗坛开展街头诗的宣言。他说：“时代迫切的需要诗歌的朗诵，而诗歌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种朗诵的艺术。”1938年5月，1938年5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的指挥官、、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侍从武官卡尔逊第二次来中国，考察抗日群众运动和国共合作的情况，毛泽东建议卡尔逊到敌后根据地看看，命刘白羽组织5个人陪同。陪同者除刘白羽外，还有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和林山。1938年9月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后更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安成立，第一届执委会成员有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1940年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辑，4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我们声讨汪(精卫)逆！》栏题下发表一组桂林文艺界同仁讨汪文章，其中有林山的文章《扑杀另一种狗》。皖南事变后，去香港。后返回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后诗歌运动和编写通俗读物工作。何时到的苏北新四军，笔者未能查到确切的日期。但有材料说，他与劳辛、芦芒、贺绿汀等于1941年6月在盐阜成立了苏北诗歌协会。他在盐阜区参与《大众知识》杂志的工作，继续提倡“街头诗”。据“盐城旅游信息港”网《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载：1941年6月28日，“苏北诗歌协会因常务理事分散各地无法集中，特由副理事长劳辛聘林山、陆维特、江明、高文四同志组成诗歌辅导委员会，林山为主任委员。”1941年7月19日，“苏北诗歌协会在《江淮日报》辟‘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自卫队》《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和林山文章《开展街头诗运动》。”可见，林山1941年6月即到了苏北新四军。1943年11月13日，“王阑西、阿英、林山等人研究，拟将《大众知识》扩大改名为《新知识》，每期5万字。……林山作10首墙头诗发表在《大众知识》第7期上，师鲁工团为诗了延安。1林山到延安后，在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延安鲁艺文学系研究室实习研究员，民间文学家，从事敌后诗歌创作。”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米脂县的盲艺人韩起祥就是在林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他帮助韩起祥改造旧说书，修改完成了《刘巧团圆》。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广东省文化局长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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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北新四军的文化人，还要提到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俗文学家阿英，上海失守后他带领全家赴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建国前夕在他任华北局文联主席和察哈尔省文联主席期间，关注和倡导民间文艺，并对察哈尔的民间剪纸做过全面调查，建国后在全国文联担任副秘书长，1955年4月起担任了《民间文学》月刊的主编。他的长子钱毅，到苏北后任《盐阜大众》的副主编等职。苏北大“扫荡”后，担任政治工作，辗转海边，专攻大众文艺和民俗学，1947年从容就义、壮烈殉国，留下了《庄稼话》《海洋神话与传说》《钱毅的书》等民间文学著作及民俗学等杂稿。
歌谣学家薛汕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到上海参加了司马文森、钟望阳组织的文艺俱乐部，1937年抗日战争配画，于是林山又发起组织‘墙头诗画社’，出版了《墙头诗画集》，其中集诗28首，画6幅。”1943年1月4—6日，“因形势紧张，黄克诚同杨帆等人商议决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6日起行。他们是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这是盐阜区文化大事记有关林山的最后一次记载。为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安全，有的文化名人回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此后，林山可能又于1943年回到爆发后，到闽浙赣边区新四军根据地搞文艺工作。1939年任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长。1940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翌年从江西集中营中逃出，辗转至桂林、柳州、重庆。1941年开始搜集和研究各地民歌，主要在广西，后来扩大到思南地区，即抗日的大后方，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到陕西等地。完成稿本有：《邕江儿歌》《刘三姐歌乡》《瑶歌》《侗歌》《岭南梅》和《客家山歌》等。在《柳州日报》上编《民风》副刊。1946年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与丁英(丁景唐)、袁鹰等组织民歌社，与李凌、沙鸥编《新诗歌》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胜利灾》，继而发表《抗战梦》。编纂《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出走香港，参加中华文协粤港分会，成立民间文艺部，在《星岛日报》上编《民风》副刊，出版《岭南谣》《愤怒的谣》等。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先后在中山大学和杭州主办《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民间文学期刊的钟敬文，在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便随他所工作的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内迁，而后毅然放弃了他所热心的民间文学事业，辗转到了前线，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撰写报告文学(写了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并与何家槐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后，他又转到学校执教。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抗日战争时期，前期因为主要在广东前方从事救亡工作，写了许多报告文学、抒情诗及带火药味的文艺短论，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论文，记得只写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开展》。后期在粤北中山大学教书，也年年讲授民间文学课，但是，很少写作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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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专事谚语研究、晚年定居台湾的著名谚学大家朱介凡，抗战期间在西安国民党王曲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任政治教官，1939年两次向各方寄发征集谚语的启文，1940年起在军校“不讲武而讲谚语”，在学员间采录南北各地谚语和歌谣。他从学员口中和他自己行军途中所搜集的各地抗日歌谣和谚语，大多编入他和娄子匡合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8月初版)、《中国谚语里的历史传说》(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87年6月)两部著作中。从军校学员中得来的，如：“我有爸，我有妈，我有婆娘我有娃。谁要想占我的家，我教他脑袋搬了家。”(陕西)如：“日本鬼，喝凉水，过黄河，沉了底，打了罐，赔了本。”(华北)有的是朱介凡自己从民间老百姓口中采集来的。如：“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背来一只鸡。”(采自河北保定一带。虎，谓大刀队；鸡，谓日本飞机。)如：“要想不当亡国奴，先要当几天亡国奴；他才不当亡国奴！”(采自河南博爱一带。)在后一书中，作者还对搜集来的歌谣和谚语作了注疏和考据，例如：“当兵不发饷，当土匪不许抢。”作者注曰：“黄恒浩(口)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或由留在沦陷区的正式军队为骨干，容纳了广大抗日群众而组成，如有名的马占山。或由绿林英豪，基于家国苦难，挺身抗敌。或由地方自卫乡团、警察武力扩编发展而成，如出名的苗可秀、邓铁梅。或由大学师生编组，如冯庸大学义勇军。……‘当兵不发饷，当土匪不许抢’这谚语，22年间在义勇军中十分流行，于东北义勇军的艰苦生活，描述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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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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