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与社会平衡的秩序观
1.维持内部“权威性”资源的平衡式配置关系
灾害的集体应对是哈尼迁徙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涂尔干认为“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44]迁徙中哈尼族共同体内部所要遵循的文化逻辑、信仰体系（即吉登斯社会结构二重性中的规范性规则）、行动规则、社会秩序（即吉登斯社会结构二重性中的支配性规则）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并造就了应对不同类型灾害的经验系统。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效防御体系的建构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内部集权化，也即实现对内部“权威性资源”的某种让渡和整合，因为权力的集中就意味着能够确保应灾过程中实现快速动员和有效应变。共同的灾害防御知识系统又是强化族群内部凝聚力的基础，这种凝聚力突出表现在对战争灾害的集体防御意识上，面对战争灾害，共同体仅有文化的一致性还不够，还需建立在共有信仰基础上对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结构的认同，认同又基于族群共同体内部成员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以及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差异性认知，在战争中面对殊异的“非我族类”时，共同体中的个体不断强化集体身份认同，不断地表述自身与他者的区隔，进而，群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份认同感都在有序的集权系统下被塑造和强化了。
哈尼先民对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的配置有较深刻的把握，归纳起来就是：集权可御灾，分化致流徙。哈尼迁徙史诗提供了他们理解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配置的两个典型例证:《聪坡坡》中描述的哈尼社会组织结构在迁徙进程中不断向集权社会发展，从最初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领主制，到“惹罗普楚”时期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头人也是宗教领袖）形成“先祖推举西斗做头人，希望他贡献出智慧和力量。西斗拿出三颗贝壳，用来占卜凶险吉祥”[45]到了“诺玛阿美”时期，出现了政治联盟，“权威性资源”集中化更明显“哈尼的乌木说一句话，四个头人把头点；哈尼的头人说一句话，没有人会来违反。”[46]到了“谷哈密查”时期，与“蒲尼”人的资源争夺战中，哈尼社会内部结构平衡状态下的集权制保障了头人纳索和戚姒的统一领导，从而保证了战时的高度团结和机动性；而《雅尼雅》则刚好给出了雅尼人从集权走向分化导致社会失序的例证，“加滇”时期，领主交邦的过度集权和专制，使雅尼人逐渐分化，第二次失去“加滇”后，雅尼人内部分化为三个较大的部落：则维部落、则交部落、达哈达迁部落，后因灾害，族内矛盾、族际林权水土等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争，三大部落继续分化迁徙，形成了今天哈尼阿卡人在境内外点带状的分布格局；《奴局》中先民先是良心“臭起来”赶走了掌控“权威性资源”的三种能人，后来在社会严重失序、灾害肆虐、生产技能断层的生死关头又千辛万苦地寻回能人“人们一起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苦苦哀求说‘尊敬的头人贝玛和工匠，我们没有你们活不成’”。[47]三种能人回归修复了失序的哈尼社会，于是“大家都规规矩矩过日子，地方很快就平定了”，[48]社会组织平衡结构得以重构。
2.维护外部“配置性资源”的平衡式互竞关系
一个民族的灾害应对经验系统都并非先验的抽象方式，其形成与该民族的资源配置观和具体历史境遇及实践活动相关联。如“哈尼族本质上是个迁徙民族，族际交往、矛盾冲突、既是哈尼族迁徙的历史原因，又是在迁徙中面临的首要问题”，[49]其迁徙过程中所积累的灾害应对知识也是在族际交往和文化采借基础上积累而成，这其中就包括在族际交往中基于资源互济与互竞而不断做出调适的秩序平衡观。在族际互动接触中，“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这就是族际交往伦理，它是民族间伦理文化互动的真实反映”[50]不同民族独特的“伦理准则”不仅是其维系族际关系的道德标尺，而且体现了他们获取“支配性资源”时所持的秩序平衡观。
在获取外部“配置性资源”时，哈尼族始终以“强调民族群体繁衍生存的模式”[51]为前提，与外族交往中哈尼人一贯保持谦恭和睦，表现出极大的克制，甚至做出巨大妥协。《聪坡坡》中记载哈尼族第一个互动对象为“阿撮”，并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生存资源上互通有无“阿撮教哈尼破竹编蔑,哈尼换上滑亮的竹筐,阿撮教哈尼织帽,笋壳帽轻巧又凉爽。哈尼把鸡鸭分给阿撮,雄鸡开始帮阿撮叫太阳,哈尼教阿撮种五谷,阿撮的蔑萝装满玉麦高梁,捂酒的方法阿撮也学会了,阿撮男人天天喝红脸庞”[52]在之后的迁徙中，哈尼族继续坚持这资源秩序平衡交往伦理，充分学习沿途各族群的生产技艺和生活知识，也传递着本民族的经验知识。当哈尼族在战争灾害中失去了美好家园“谷哈”被迫迁往“色厄作娘”时，又与原住民“哈厄”[53]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哈厄的美酒哈尼一同来喝，哈厄吃肉哈尼一同来尝，两家人在一处也不怕，阿哥阿弟可以同坐一条凳上……哈尼哈厄情投意合，就像两窝雀共一树，两寨的女人爱在一处说话，两寨的男人爱在一起商量。”[54]当然，谦逊恭顺的交往方式虽然有利于“配置性资源”的获取和灾害应对技能的习得，但一味的求和忍让也会招致战争这样的社会性灾害，哈尼人能在“谷哈”地区定居，是以哈尼的某种妥协为代价的，哈尼与谷哈“蒲尼”奴隶主存在一种依附关系，受压迫迹象很明显：“蒲尼的好心哈尼不忘，我们才当了帮手百年，帮你砍出大块火地，帮你开出大片良田，帮你插秧种谷，帮你栽树植棉，帮你盖出厚砖大瓦的楼房，帮你打出金丝亮晃的首饰”[55]这种妥协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哈尼在“谷哈”得以休养生息，人口“增到七万”。但是，随着哈尼族人口不断增加，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逐渐挤占，“配置性资源”迅速萎缩，从而诱发了旷日持久的族群战争。
哈尼迁徙历史叙述中不断强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和与社会外部“配置性资源”平衡的秩序观，并将这些集体意识不断内化为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一部分。哈尼族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逐渐累积与最终确立，经历了族群内部秩序的不断调适、以及与各种外部秩序不断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
结论
社会科学语境中的灾害，往往与族群生存资源的寻求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密切相关。讨论少数民族口述史中的灾害、灾害意识和灾害应对经验，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类发展的基本诉求和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这一对矛盾中去才能理解，不同族群都在自己的历史认知范畴内对灾害起源、灾害类型、灾害应对策略等进行归类、经验总结和差异化的表述，从而形成了一套平衡资源配置的秩序准则，并与其传统文化逻辑相适应。对于历史上发生多次迁徙的民族而言，各种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灾害是常伴左右的，当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开始了社会空间的物理移动，其原有的经济、文化体系便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空场域中，特定民族原有资源配置模式往往会因族群迁徙中的生存资源竞争、生存空间萎缩、人地矛盾等被打破，从而失去原有的秩序，面对失序的社会，一个大的趋势是在共同的灾害应对中做出抗争、妥协与和解，从而使该群体在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时候不断积累自身的生存策略和经验智慧，进而重构一个可以共存的新的秩序空间。历史上的族群交往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战争灾害危机的暗流也时有涌动，战争虽然是大规模族群迁徙行动中所遭遇的灾害形式之一，但战争并不是集体迁徙行为的最主要的动因。事实上，文化殊异的不同族群在寻求资源配置过程中并不一定要付诸于战事，这在不同民族的许多迁徙史中都明确叙述过。这里对迁徙史上遭遇的灾害的属性和类型进行明确的界分和表述，就是力图从深层次上理解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总是会面对来自自然的限制和社会的挑战。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建立事实上又与合理地建立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密切相关。从当下的情景来看，一旦族群在“相互嵌入式”的发展进程中形成资源、技术、信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赖关系格局，就意味着每一个民族“不仅生存环境和生计都发生了变化，民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56]在新的民族关系格局中，族群间文化的交流、互渗之作用就不止于使不同民族在共享灾害应对经验系统中提高自身的灾害应对技能，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些不同的灾害应对策略在族际交往中逐渐交流，可以不断丰富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智慧。
（原文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12月第24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