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穿行与驻足于街道的回忆与叙述，既是对上述“空间修辞术”的补充与具体化，又是对“空间实践”的各种可能性行为的表达。特定个体或者群体对任何“空间”的理解，都与他（们）对“空间”的大小、界定及其性质的理解有关，基于上述几个基本维度，在空间的意义与分类问题上的歧义就产生了。有关“空间”的歧义及相关叙述甚至为空间中的实践（表演）提供了前提，它创造了一个上演各种行动的剧院，为人们采取行动提供了空间。比如，在“残街”中段路北的人行道上，常年停放着一辆中型卡车，它是一对中年夫妇回收垃圾的场所。他们不仅仅侵占了人行道，而且侵占了行车道中间很大一块空间。有关他们从事这一占道经营的历史叙事为他们在这一场所开展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剧院。换句话说，有关空间的叙事甚至是先于空间实践的，前者为后者开辟了疆域，提供了可能。

　　步行或者驻足于“残街”，行人既是在操演既定的公共空间的前在秩序，又是在创造性地激发与重组着作为符号系统的公共空间；在作为一条地理学意义上非常清晰的街道背后，通过行走与叙述，存在着无数条面目模糊的、边界不清的街道。行人的脚步穿越、组织起某些地点，它们对这些地点进行挑选，并且把它们连接成整体；它们以此创造出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句子和路线。总之，行走在“残街”与叙述“残街”，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与艺术，在双重意义上模糊了“残街”的空间轮廓。

四、超越“秩序”与“实践”

　　塞托对于“空间规划”与“空间使用”、“策略”与“战术”的区分，对于理解城市日常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规划”与“策略”是一种基于现代性逻辑而衍生的话语系统，其前提是对“理性”之至高无上性的推崇与信仰，它相信“理智应当且能够建立或者修复世界，我们不再需要阅读某种秩序或者某个隐藏的作者的那些秘密，而是应当生产一种秩序，并且将这一秩序书写在野蛮或者堕落了的社会的躯体之上。书写获得了对于历史的权利，以便纠正、制服或者教育这一历史。”相反，“使用”与“战术”恰恰是血身之躯被忽视或者压抑时产生的惨叫以及发不出声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塞托对于“实践的艺术”的强调就是一种“后现代性”的反抗性努力。

　　有关“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学术反思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俗学的思考，一部分民俗学家们持“未完成的现代性”理论，认为中国亟待更加彻底的现代化改革；另一部分民俗学者则同情“势不可挡的后现代潮流”，认为中国已经在新媒介、新技术的裹挟之下，进入到信息化与消费社会，一切现代性的弊病同样困扰着当下中国社会，况且，那些坚持现代化理性的主体本身可能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口号推行有利于自身的社会主张。总之，“现代理性”本身是需要反思与质疑的。

　　“公共秩序”与“个体实践”之间是否天然地相互矛盾？塞托在关注“生产”与隐藏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的“次要生产”之间的差异性或者相似性时，他潜在地承认了二者之间永恒的差异性，却也同样强调了二者之间必不可分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他又几乎悬置了对“公共秩序”之社会重要性的讨论，直接来强调“个体实践”的潜在意义与价值，这也正是他的理论在中国之日常生活实践之研究中水土不服的地方——当他强调社会公共法则的使用者将社会法则变成自己所追逐的隐喻和省略的修辞时，他假定了社会公共法则在法国社会生活中的霸权地位，然而在中国的城市里——“残街”是中国当代城市的缩影——人们把任何公共空间都当作私人欲望和利益的原始森林，公共法则形同虚设。

　　塞托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思想可能并不适合于理解中国社会，但是它却同时提醒我们警惕极端“现代化”的社会弊端。未来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培育，既需要强化普通民众的秩序意识，又需要尊重人们普遍的心理需要。中国民俗学家关注未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也需要同时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在西方文明的总体框架内反思现代问题；二是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化解现代危机的出路。

　　附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