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残街”之“日常”的形成
“残街”今天的样貌是历史地形成的。2003年之前,“残街”被称为“定福庄中街”。定福庄中街正对着中国传媒大学的“白杨大道”。当时,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的院址仅限于白杨大道的南半部分;北半部分属于原煤炭干部管理学院。2004年,上述两所院校合并,成为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原本隔离两所院校的中间道路变成了今天校内南北院之间的“白杨大道”,从那时起,白杨大道的最西端设置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门。
中国传媒大学西门的开设,为定福庄中街的居民创造了不小的商机。自2004年起,这里的居民们一拥而上,私自搭建了许多违章建筑,定福庄中街因此成为北京市朝阳区著名的“违建一条街”。在最夸张的时间里,一夜之间,这里的居民曾搭建了54间简易商品房,他们把两边的人行道几乎全部侵占了。朝阳区的城管部门迫于部分居民的投诉压力,也曾多次扫荡式地对这些违章建筑予以拆除,但是,城管队伍一撤,违章建筑就会“既快又好”地被重新建立起来。
有组织地侵占公共空间并找到种种理由为自身的违法行为进行辩解的是这里的一小群居民(据称共计35户),他们当中有残疾人,但更多人属于下岗失业人员。为了谋生,他们曾四处求助社区居委会,但未能获得有效帮助。恰逢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他们试图在这里经营商业店面以资生存。据称,他们曾到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寻找支持,但未获批准;后来,他们模仿定福庄西街无照经营者的先例,联合起来搭建违章性临时建筑。总之,按照这些居民的说法,
1)他们是残疾人自主创业;而国家政策恰好是鼓励“自主创业”的,更何况创业者是“残疾人”。为了强调他们的残疾人身份,他们擅自把“定福庄中街”改名为“残(建)街”。
2)他们曾谋求合法经营的渠道却未获相关部门的批准;也就是说,是政府部门的冷漠与不作为导致了他们去寻找非法手段。更何况定福庄西街早已经有违章建筑在经营而未被查封。
3)他们曾试图通过自行创造文明卫生的服务环境,甚至要努力把“残街”建设成为一条“示范街”。换句话说,他们试图通过行动来获得城市管理部门的认可,最终能够批准他们的请求。
“良好的意图”并未获得城管部门的认同,那些违章建筑“壮志未酬”就被清除掉了,然而,作为上述35户居民谋求生存的空间资本,“残街”的潜在价值从来没有被他们低估与放弃。在违章建筑被拆除之后,他们又在人行道上划出一块块的方格来,依据面积大小的不同明码标价。他们声称这些公共空间为他们个人所有,擅自出租给那些流动性的摊贩,借以收取“管理费”。这些摊贩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包括售卖花卉、水果、宠物、衣服、小饰物、电脑手机配件等,这里还有理发馆、垃圾回收站、小饭馆、饮品店、烧烤店等。面对庞大的学生消费群体以及周边密集居住的人口,“残街”的商机十分可观。那些租用人行道摊位的小商贩甚至会坐地起价,又把自己租来的摊位以更高的价格转租给后至的其他商贩。
从2005年到今天,一小群自称“残疾”的居民非法挪用公共空间谋取个体或者小群体的利益,他们的行为既违反了城市管理条例,又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的。事实上,在接到各类投诉之后,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城管部门也曾多次拆除违章建筑,但是这群占道经营者的“战术”十分高超,大有成功反噬“战略”的趋势,因为,他们深知:
1)城管部门的扫荡式拆除行动只是例行公事。正如一位租用人行道从事个体经营的小商贩所说的那样,“其实定福庄中街和西街一带好多都是违建房。不过,这么多年了,并没人来管……肯定是最近太过分了,动静太大了点儿。要不就是上面有命令。”既然是例行公事,那就是说,城管的工作像是暴风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只是偶尔一至。
2)依据法不责众的常识,小商贩们知道,城管的拆除行动只是装腔作势。许多商贩都说,“你放心,这么多人(都在占道经营),肯定拆不了(占道设施)。”
3)通过拖延战术与游击战术,小商贩们试图把目前的环境变成理所当然的环境,让居民们适应这种环境,放弃投诉的念头。而不是相反。
十余年过去了,“残街”明显的违章建筑被拆除了,但是,35户居民仍然经营着“残街”这片公共空间上的人行道,他们私自出租它,出租者与租用者达成了非法的交易关系。人行道上的经营行为渐渐弥漫到行车道上来,行车道同时承担着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功能。夏天的傍晚,“残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露天烧烤摊前烟雾缭绕,满地垃圾,食客就坐在车道边或者车道上吃喝谈笑,汽车与行人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巨大的风扇把烧烤炉上冒起的浓烟吹向过往的行人,行人们咳嗽着,歪着头从它面前经过,他们无可躲避,因为悄无声息地穿梭着的“黑摩的”,像鬼魅一样一闪而过,也许它才是需要人们小心提防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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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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