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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寒食野望吟》
随死者一起将财宝送往阴间，或者将这些东西送给从阴间而来的游魂，在中国既不新奇，也不独特。在中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至少有三种方式将财宝寄往阴间。第一种是将财宝——中国人通常视之为“器”（vessels）——置于仪式地点，并邀请鬼魂吸走其中精华。这种方式可能还将祭品的实用部分保留给了活人。第二种传递财宝到阴间的方式，是将财宝与死者一同埋葬或者储藏起来，作为来世的财富。在中国，这些被埋葬的物品在地卜者（geomancers）、盗墓者或者考古学者挖掘之前，并不具备可用性。第三种传递方式，则通过宰杀或者将之暴露在风雨之中（正如前文所引用的9世纪诗歌所描述的那样），尤其是暴露在火焰中来摧毁这些容器（参见Heesterman 1993:10）。摧毁这些物品，使它们永远失去实用价值——这通常被视为牺牲——虽然这一过程可能会残留动物骸骨或者祭品灰烬，可以被用作肥料或者护身符。在中国，特定的纸制护身符的燃烧灰烬可能会被藏在一个包里，成为一个避邪的护身符，或者溶于水中，用作预防疾病或者解毒的汤药。
古往今来，三种将财宝传递至阴间的方式都被使用，并且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所要看到的，它们往往出现在同一仪式场合。中国传递财宝到阴间的方式可以与其他群体有所比较。传递（transmission）可以说是民族学研究中老生常谈的东西。这方面，中国的祭祀传统在民族学研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这些精致的财宝专为神灵所享用。这些仿制品一直被称为“明器”（bright vessels），这其实强调了物品的神圣性属于灵界（spirt world）。（不同群体都将发出光亮的现象与生命能量和灵魂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后来，表示光亮的“明”变为表示“来世”。随着纸在古代中国的发展，用纸来制作艳丽（bright）或者来世（otherworldly）容器的想法也就出现了。纸制品可以通过火焰的形式实现传递（发出神圣光芒的一种形式）而用不着埋葬。类似的习俗在宋朝早期就已经广泛传播，并且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精致和复杂。本章的话题就是梳理这一习俗的由来。
烧钱习俗起源的解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托于民间故事的口述传统解释，另一种则是依托文字资料的编年记录解释。这两种主要本土语言表述形式的相互交织与借用，造就了起源叙事的丰富多样性。我作为阐释者的工作，就是将每一种叙事放回到其文化—历史语境中。除了在背诵和阅读民间故事本身所获得纯粹乐趣之外，在重新讲述这些故事时，去审视故事是如何被整合在一起，则可以揭示特别的生活世界是如何构思，以及人类智慧怎样赋予烧钱这一习俗以活力和常常受到忽略的戏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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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烧钱习俗的民间故事中，似乎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我第一章所说的关于人们如何将烧钱习俗视为理所应当。这与追问习俗是何时以及如何出现并无关联。任何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都会在诙谐幽默的民间故事中找到预备好的答案。这些民间故事已经是一种口述传统，其中一些则以民族志的形式搜集和出版。基于当前一项人类学的有限调查，对于这一习俗怎样出现的最常见回答，就是认为其最早始于一个售卖纸张的诡计。
纸钱起源神话中的一个流行人物或者常被提到人就是蔡伦，他是官方认定的纸的发明者，或者更精确的说，对造纸技术进行了根本性的改进。历史记载其作为一个宦官在汉和帝（公元89-106年）时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一名声还因为其成为造纸商和文房店铺保护神之一，而受到强化。此外，由于传统的造纸商深度卷入到祭祀以及其他仪式中纸制品的供给，所以也提升了蔡伦的名气。
但是，蔡伦发明纸钱的故事则与其作为一个宦官的历史身份是分离的。民间故事中，蔡伦已经结婚，是一个商人，并且最终还成了一个骗子。当然，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宦官，但是直到现在，我并没有看到哪一个神话会有这样一个结局。蔡伦发明纸的时候，人们对纸的需求并不大，所以大量未能售出的纸就堆在蔡伦的工坊中。蔡伦夫妇为了处理这些纸绞尽脑汁，最后想出了一个诡计来劝说人们相信，这些纸烧掉的时候，就会在灵界变为钱。针对这一主题，有其他多种变体。最主要的变体就是用另一对夫妇替代了蔡伦夫妇。这一变体不仅将欺骗公众的责任从著名的历史人物蔡伦转嫁到别人身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制造纸钱的纸张质量更低劣。承担这一责任的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蔡伦的哥哥——蔡莫，及其妻子——慧娘（在历史中并无记载）。一个经典版本就是河南社旗县杨万山向杨东来讲述的名为“烧钱的来历”的故事（Xue 1994:406-407）：
河南社旗县一带有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叫蔡伦的人，发明了纸。人们争着买纸写字，他的生意做得很好。蔡伦的嫂子慧娘看上了这项厚利，就让丈夫蔡莫去找蔡伦造纸。蔡莫去的时候，妻子一再交代说：“少学几天赶紧回来，能早日赚钱。”蔡莫去到蔡伦哪里，学了三个月就回来开起了纸坊。因为造的纸太粗糙，卖不出去，堆得满屋子都是，两口子望着纸捆，非常发愁。
慧娘到底是个聪明人，想出了办法，在丈夫耳边咕哝了一阵，就让丈夫按着她说的去办。
半夜里，蔡莫放声哭了起来。邻居们不知蔡莫家出了啥事，过来一看，是慧娘死了，已装了棺材。蔡莫见邻居都来了，便哭了一阵，抱来一捆草纸，在棺材前点火烧了起来。哭诉着说：“我跟着弟弟学做纸，不用心，做的纸不像样子，没人要，竟把你气死了。我要把它烧成灰，解你心头之恨。”他哭着，烧着，烧完了又去抱，抱来又烧。烧着烧着，只听棺材里有响声，他好像没听见，只管烧，只管哭。又烧了一阵，只听慧娘在棺材里喊：“快把棺材揭开，我回来了！”这一下可把周围的人吓呆了，只好壮着胆子把棺材的盖子揭开。
慧娘坐了起来，拿腔撤调地唱着：“阴间钱能行四海，纸在阴间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唱罢，定了定神说：“刚才我是鬼，现在我是人。我到了阴间，就让我推磨受苦，丈夫给我送了钱，小鬼们为了几文钱，争着帮我推磨，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判官知道我有钱，向我要，我把丈夫送的钱给他好多，他就暗暗地开了地府后门，把我放了回来。”
蔡莫听了妻子的话，装作不明白地问：“我没有给你送钱啊？”
慧娘指着正烧着的纸堆说：“那就是你给我送的钱，咱们阳间拿铜当钱，阴间拿纸当钱。”
蔡莫一听，又跑去抱了两大捆草纸，边烧边说：“判官啊判官，你把我妻子放回来了，我感激不尽，再给您老送两捆钱，你在阴间可要宽带我那爹妈啊，可别叫他们受苦，没钱花了我还给你送。”说着，又去屋里抱了两捆草纸烧了起来。
邻居们受了他们的欺骗，认为烧纸真有恁大的好处，都忙着掏钱向蔡莫家买纸，去各自的祖坟上烧了起来。不到两天，蔡莫家堆积满屋的草纸全卖完了。从此，留下上坟烧纸的习俗。
这个故事中的哥哥和其妻子，其实是老掉牙的套路设定，这可以体现在他们的名字中。蔡莫（蔡无名（nobody））和慧娘（有能力的女人）。和理想中的预期相反（但是与对世俗现实的广泛理解保持了一致），弟弟成了发明者和哥哥的老师，哥哥则缺乏弟弟的技术，并且只能依靠聪明的妻子将自己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我称为“诡计主题”的众多版本中，一个妻子或女儿是诡计的发起者，并且也是在炼狱（purgatory）——也被称为“地狱”或“地府”短暂停留后的起死回生剧码的表演者。诡计指的是一个人假装发现了怎样通过烧纸来实现起死回生。假装的另一部分则是服丧的表演，这一角色落在了行骗两人中较为愚笨的一个人身上——在这个案例中，则是蔡莫。他首先必须通过中国人所认可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悲痛，其中就有哭嚎声和肢体语言，从而取得邻居（并且也是将来的消费者）的信任，还可以通过诸如将某物烧为灰烬来宣泄自己的悔恨这一方式加以强化。烧掉某物来宣泄一个人的悔恨很常见，这在中国是一种赎罪行为，一些大众心理学的知识与这些故事也高度吻合。从中国人相信烧掉某物可以帮助缓解其根深蒂固的悔恨来看，这种假装并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这种形成了习俗的伪装有赖于大众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烧纸给死者是一种治疗方式。这也为解释烧钱习俗的其他特征留下了余地——比如，为什么纸钱是由便宜、低劣的纸做的。
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中（Zhang and Zhang 2002:343–344），慧娘假装上吊，这使得故事变得更为复杂了。由于妇女自杀往往是一个潜在的丑闻，她的娘家人会被迫前往查看，并且有时会发起诉讼。诸如自杀这样让人意外的死亡往往会引发关注，甚至妇女自杀就是一个文学母题。然而，正是这种丑闻所带来的潜在负担帮助蔡莫实现了诡计。因为要大家，尤其是娘家相信，她的死是突发疾病造成的（为了避免丑闻中的自杀细节），蔡莫要取得邻居（也是将来的消费者）的支持，也就是相信慧娘死于疾病突发。问题的关键变成了慧娘致死的原因，从而避开了她是否真的去世。当娘家人看到蔡莫如此悲痛的时候，任何这样的怀疑都会烟消云散。
蔡莫在慧娘的棺材前嚎啕大哭。娘家人听到慧娘因为突发疾病而死，他们看到蔡莫如此悲伤，也就不好再多询问什么……蔡莫开始在棺材的一头边烧纸边喃喃自语：“是我没有本事。我所做的只是浪费纸，而且也没有谁会需要它。我让你这么生气。这些纸除了烧掉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他边烧边哭，边哭边烧。
这件事使邻居们将自己所卷入的自杀主题的诡计视为帮助蔡莫避免一场家庭丑闻。但真相正是要欺骗他们，并且筹划着一个历史性的骗局——纸钱传统。换句话说，人们陷入了自我欺骗之中，而且每一个故事都指出，他们是如何交谈他们的所见所闻的。这也就将自我欺骗转变为我们今天常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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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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