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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人类学家的东南亚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以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为名开始重返东南亚,除了文莱之外的东南亚国家均得到过日本的经济援助。此外，日本还派遣出大量的志愿者深入到中南半岛的山区地带长期驻扎，目的是对当地的学校教育、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领域进行“看得见的援助”。而为了全方位和宽领域地提高援助效果，日本政府还需要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对援助国和援助对象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如从1969年起，白鸟芳郎就开始对泰国北部的瑶人进行调查，发表了《瑶人文书》和《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其他的人类学民族志还包括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81年）大林太良的《云南苦聪人与北部印度支那的采集打猎民》和片冈树的《基督教与跨境民族:泰国拉祜族的族群认同》等，就涉及瑶族、哈尼族和拉祜族等多个山地跨境族群。
此外，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起源，日本人类学家也曾多次到印度、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进行山地族群调查。如从1966年，中尾佐助的《栽培植物和农耕的起源》出版开始，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和中尾佐助等人在《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1976年）和佐佐木高明在《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1982年）中提出从帕米尔高原起，经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而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在内）的“东亚半月弧”理论。以上学者还根据从日本西南部到中国台湾、华南、不丹和喜马拉雅的常绿阔叶林提出“照叶树林文化”，认为从长江流域、中国台湾，到达日本西南部的照叶树林地区，都拥有相同的文化起源，这一地区又被称为“照叶树林文化圈”。1977年，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一书在探索亚洲稻作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时，也提出从阿萨姆到云南的“糯稻栽培圏”概念，认为水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部分佐证了东亚文化圈具有相同源头的观点。1984年，鸟越宪三郎更是提出了“倭人起源于云南”说，而其他学者为了摆脱日本民族的单一云南起源说，又从云南一路南下到泰国北部的山地族群中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关注该地区的族群分布、迁徙路线以及亲缘关系等内容。
如果说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就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援助计划和文化寻根则不尽准确，特别是以2009年京都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基地开始，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已形成“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兼具农学、医学和生态学的综合学科”，极大地拓展了日本学者东南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尤其为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3.法属印度支那的山地族群研究
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位于越南与老挝的交界处，是控制南越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南部的战略要地，也是印支冲突各方交火最为剧烈的地方，而居住于此的勉人和赫蒙成为法国以及此后美国的“重要政治筹码”，进而是人类学瞩目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自1897年印度支那联盟成立以来，法国就不遗余力地推进对东南亚的研究，如1900年成立的法国远东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就是一所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文明的国家机构，由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学和文献学等多个学科的人员组成。在1890—1920年间，法国对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族群的研究就涉及勉人，在那些以法语为主的作品中主要包括了勉人的族称族源、婚丧嫁娶、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等内容，“早期研究越南北部山区的一些民族学家对瑶族的叙述远比其他民族要详细和突出”。随后勉人研究进入了长期的沉寂期，随着李穆安的《瑶族仪式画》（1982年）的出版，勉人研究又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其间除了法语作者外，操其他语言的学者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如贾亚瓦德纳的《东南亚大陆的跨境族群》开始在全球历史进程中来关注勉人和赫蒙等跨境族群的历史迁徙、物种传播、经济贸易、暴乱反抗以及文化扩散等内容。
与勉人研究一样，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印支赫蒙研究也以法语作品为主，如1901年以来，吉拉德（Henri Girard）等人发表了赫蒙研究成果。二战以后，哈夫纳（James Hafner）的《巴特寮与赫蒙和阿卡人传统经济的变化》（1965年），里纳伍德（Barney Linwood）的《川圹省的赫蒙》（1967年），莫里尚（Guy Morechand）的《苗人的巫术》（1969年），李穆安的《老挝北部的一个青苗村庄》（1972年）和《在疾病与死亡之间:赫蒙萨满与死后之道》（1987年）相继出版，而李穆安本人既是勉人研究的专家，也是赫蒙研究的代表人物。1975年以后，越南和老挝都不再允许西方学者进入本国从事研究，于是，人类学家开始到泰国去开展勉人和赫蒙研究。
1951年4月，杜鲁门以总统令创建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主要工作就是对实施心理战行动的地区（或国家）进行国情评估，然后制定具体的心理战政策。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社会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宗教心理战”计划，如1956年出台的“小乘佛教国家”计划，后来该计划扩大到所有大乘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国家。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会刊》开始登载国防部招募人类学家的广告，主要是“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其中就包括对中央高地的勉人和赫蒙进行研究。
从1962—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利用赫蒙想独立建国的愿望，在老挝境内组建了一支2万人的“白星苗人游击队”（White Star Meo Guerrillas）（也包括勉人、克木人等其他山地族群）来截断北越军队的补给线——胡志明道（这条线路的绝大部分就在老挝境内）。这场由美国主导赫蒙等山地族群参加的战争又称“秘密战争”，至少造成了十余万人的死亡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印支难民。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有萨明克的《Mois人和游击队员:从萨巴蒂埃到美国中情局对越南山地民族的发明和利用》，莫瑞森的《塌陷的天空:从老挝撤退的中情局赫蒙的口述史》，昆西的《收获巴斋的小麦——老挝赫蒙与美国的秘密战争》以及富勒在赫蒙研究网上发布的网络作品“绝望地活着——老挝‘秘密战争’苗族幸存者纪实”
（三）欧美国家对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Diaspora）研究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后，老挝军队在其北部地区多次发起针对“秘密战争”中参战的山地族群及其家庭的攻击，于是大量的老挝勉人和赫蒙开始逃亡到泰国，长期滞留在难民营中，经过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的协调，西方国家同意接受部分的勉人和赫蒙难民，其中美国接受的难民人数最多。对这些来自中南半岛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来说，他们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已成为西方学者、也包括部分曾经是难民一份子的赫蒙学者的关注（虽然印支难民并不仅限于赫蒙，但有关赫蒙的研究却是最多的）。
1.欧美学界关于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研究
虽然人类学一直青睐生活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的族群，然而滞留在泰国难民营中的勉、蒙难民也成了人类学家参与观察的对象，而当这些中南半岛山地离散族群进入西方社会成为新移民后，他们所经历的文化震惊、心理适应、职业就业、文化教育、信仰冲突以及健康状况等问题开始引起西方研究机构和学者们的关注，于是将赫蒙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课题当中。从1981年开始，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康科迪亚圣保罗大学的赫蒙研究中心平均每两年一次地开始举办国际赫蒙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2016年3月举行了第六次研讨会，学者们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赫蒙的变迁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法国霍斯绍关注老挝赫蒙对法国现代社会的调适过程。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沙茵（Louisa Schein）就与人合作拍摄了两部反映赫蒙移民在美国生活情况的纪录片，记录了赫蒙移民进入美国25年来的生活情况以及健康和萨满治疗医术等问题。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还有费迪曼的《恶灵抓住你，你就跌倒了:来自老挝赫蒙孩子的故事》,考提克与人合作的《中心地区的新先驱:威斯康星州赫蒙的生活》，费特那与赫蒙学者熊合著的《一切从头开始:美国赫蒙及其移民的经历》（1998年）以及莫特的《赫蒙和美国人:来到陌生土地上的迁徙故事》等。
2.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的自我书写与表达
虽然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人类学家大都能够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待与解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然而传统民族志的描写框架以及人类学家的权威身份还是遭到了以马尔库斯、费希尔和克利福德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类学家的严厉批评。比如说从事泰北族群研究的除了阿南达等少数当地学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西方的学者。如今作为山地族群中离散群体的一员，赫蒙学者开始以民族志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他们本人、亲友或者邻人的经历与故事，实现了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者的身份“反转”。如查本人就是1975年从老挝外逃到泰国的难民，2005年她在《赫蒙研究》上以自身经历写作了《赫蒙和老挝的女难民:美国赫蒙女性人类学家的反思》一文。杨寇的《一个美籍苗人家庭的迁徙历程》则讲述了一个赫蒙青年杨芒的跨国迁徙故事。印支战争结束后，15岁的杨芒来到泰国的难民营，4年后与新婚妻子一起进入阿根廷，1992年他们一家才获准进入美国，与分别了13年的父母家人重新团聚。
当大量的赫蒙难民到达欧美国家后，他们中的部分人能在欧美的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其中有些人选择以自身群族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们也以赫蒙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如1972年，杨道（Dao Yang）以“老挝赫蒙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获得巴黎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2006年，杨索花（Shoua Yang）以“赫蒙的社会与政治资本:美国赫蒙组织的形式与运行”获得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作为离散群体中的一员，赫蒙学者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或者口述史法来从事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重要的作品有李亚与王富文合作的《澳大利亚的赫蒙:文化与离散性》（2003/1993年），陈素清的《赫蒙就是自由:他们在老挝和美国的生活》收集了自1975年进入美国的三代赫蒙人的生活故事和个人经历，以及他们在新大陆如何扎根定居的生活智慧。李峰的《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赫蒙人经历实录》既可以作为陶比李峰的个人传记，也是对老挝赫蒙难民形成原因的深刻分析。由杨寇与令狐萍合著的《渐渐出现的声音:亚裔美国人不为人知的经历》（2008年）其中就涉及对赫蒙迁徙美国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持续关注与探讨。
三、非传统安全主题下的人类学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斯托金（George Stocking）曾在《殖民状况》中说:“在人类学的萌芽期以及后殖民时期，人类学背后殖民权力的影子同样挥之不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类似的说法就不绝于耳，人类学家被冠以西方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之称，民族志更被视为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然而，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人类学已经清算了学科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并对其中的殖民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门基于直接观察底层人民而不是仅仅通过想象或者借助文献材料的学科在研究山地跨境族群时自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在研究中南半岛的鸦片经济时，可以产生诸如麦科伊的《东南亚的海洛因政治》（1972年）等政治研究类作品，也同样有段颖的《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泰国北部的云南人》（2012年）等民族志的存在空间。当代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多种声音与对话的空间，能够允许不同的声音在文化研究与底层研究的框架下形成民族志。研究离散群体的可以是西方或者生活在西方的赫蒙学者，也可以是日本学者，如吉川太惠子就发表了《超越时间与空间:散居苗族的血亲联系——关于老挝苗族在西方三国的个案研究》（2008年）一文，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内地大陆的苗族学者，如张晓从“亲类、同姓、同姓联盟三个层面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家族组织来调适和应对遇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中南半岛的山地跨境族群往往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以及非主体民族等边缘特质难以走进正统的东南亚研究者的视野，在殖民主义时代他们是无足轻重被忽略的群体，而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他们又被视为是麻烦或者问题本身，如泰北的山地族群长期以来被当地政府和国际社会视为是“参与非法活动的鸦片种植者”。其实从19世纪以来，山地跨境族群在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挥着巨大作用，对其展开持续而长期的研究将是中国西南-东南亚非传统安全主题下的主要内容。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中南半岛山地族群的研究成果包括云南大学何明主编的《东南亚民族志》系列和玉时阶、郝国强等人的专著，但是仍然缺乏可供对话与交流的民族志文本。例如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进行的水电工程项目往往需要筑坝发电，从而严重地威胁着生活于此间的山地族群的生计安全，而这些族群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其实就是一种“排斥的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on），也就是说，在“使边缘地区文明化”的口号下排斥了山地族群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分享。因此，我们将来选择诸如山地开发、水库移民以及生态补偿等主题来进行中国西南-东南亚的贯通性研究，也可以形成包括中国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学者在内的联动研究，这样才能避免目前西南民族志与东南亚民族志之间存在的明显断裂，导致人们对该区域内的民族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无法形成完整认知，最终影响人类学在进行中国西南-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形势研究时的分析深度和力度。
（原文来源于《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注释请参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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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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