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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代的耐心与爱心
当然，即便民俗学的发展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放弃经验性的研究，但吕微提出的理论划分以及解决方案——“不是先验的学科观念必须依照经验的学科对象（拯救对象），而是经验的学科对象必须依照先验的学科观念（拯救观念）”——在民俗学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因为它至少可以表明：民俗学首先需要对自身进行先验的划界并把经验性的研究限制在理论认识的范围之内，其次需要“依照先验的学科观念”来引导和规范经验性的研究。
然而，民俗学界有多少人会耐心地理解这种“哥白尼革命”的深远意义呢？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曾长期被看作“非理性”现象，但研究这些现象的民俗学自身是否需要理性呢？对于一种新理论，我们是仅仅用情绪反应来敷衍，还是像吕微这样以理性的方式去面对，付出虚心和耐心去补课和理解，这当然是大有区别的。如果说“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者中间，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范式意识至今都不明确”（第34页），那更多地是因为不愿而不是因为不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既然他们事实上不想，估计是因为他们不能”。尽管有了理解的愿望也不一定就能理解，但假如没有理解的意愿，怎么可能带来理解呢？《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的遭遇让我想起利希滕贝格的一句话，“当一本书与一个头脑相遇而发出空洞的声响时，这一定怪这本书吗？”如果我们不能学会像吕微这样从内在的民俗学或民俗学自身的角度看问题，而仅仅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长进，民俗学的根本问题就可能被多数学者长久地搁置和延宕下去，中国民俗学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有出息、有希望的学科，更难以成长为一门现代学科。
在我们这个长期浮躁的国度和总有各种外在纷扰的时代，吕微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恒心，他的与人为善和善解人意，他对同行著作的真诚尊重、反复体味和潜心阅读，都体现在他对近三十年来学科脉络的慧眼独具的理论诊断之中，这怎能不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而又心生敬意呢？吕微对刘锡诚和高丙中的个案研究，正是为了通过对典型学人遭遇的理论困境的深入分析来说明，以往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困境恰恰在于未能有意识地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更没能对实践理性做出进一步区分，由此导致了误用和滥用理性而不自知。虽然这个问题是现代性的普遍问题，不仅存在于民俗学学科，也不仅限于中国，但吕微的分析直指中国民俗学典型学者的典型文案。可惜，有些人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就认为吕微在吹捧和突出自己的老师和友人。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自然也就难以体会吕微对同行著述付出了怎样的尊重和耐心，自然就会用自己的偏见代替真正的理解并且把吕微的论证和分析打入冷宫，“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
实际上，吕微根本不是在吹捧而是在批判，“用康德的话来说，批判不是独断论式的行事程序（Verfahren），而恰恰与独断论相反，批判针对的不是命题，而是命题的论证。……它不仅不针对学者个人而且与学者个人之间的主观恩怨无关，更与中国曾经的政治批斗态度和所谓学术上的人身攻击风马牛不相及。……批判不是意气、感想、感情之争，而是论证和逻辑的辩难。批判正是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只有经过对学术传统的批判才能真正形成与传统的辨析、选择和对话的关系，才能让后人有可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前行”。至少，对前辈学者刘锡诚先生，吕微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洞察到“先生内心的彷徨与苦闷，从根本上说，并非仅仅起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方向、学科属性的分分合合，以及对民俗学的西方模式的拒绝，并且对民间文艺学的前苏联模式的眷恋；而是起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更为内在、深层的学科基本问题暨学术理性的理论使用（理论范式）与实践使用（实践范式）——表现为学术方向与学科属性之争——的自我矛盾与自相冲突”（第192页）；对同代学者高丙中，吕微明确说：“我曾多次引用高丙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先后矛盾的自我表述，描述了年轻一代中国民俗学者曾经陷入的迷茫”（第５２０页），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高丙中“陷入了……人文科学的先验目的论与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论的二分困境”（第526页）。吕微敏锐地指出，“民俗如何可能是人的自由的生活”（第272页）是民俗学的先验理想与核心问题，而“如何以民俗学的方式（方法）实现这一先验理想，又恐怕是高丙中自己也没有完全想通的事情”（第526页）。高丙中之所以“显得决心有余而信心不足”（第534页），恰恰因为只在经验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必然会陷入理论幻相和悖论格局。
实际上，吕微对理查德·鲍曼的表演责任问题、对陈泳超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传说生息的动力机制》和拙著《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的分析，无不依据先验逻辑，先是把问题逐步分解和细化，还原到逻辑起点和先决条件，然后再加以理论综合与批判。笼统地说，只有经过这样不断的细致划分和耐心区分，认识才可能逐渐深入并渐入佳境。
吕蒂曾言，“自格林时代以来，专业分化得到有力的推进。然而，有一种品质是那时和现在都必需的，那就是对对象的爱。格林兄弟不仅是民间童话的研究者，也是民间童话的钟爱者。”吕微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没有对学科、对民众、对人类的爱，他怎么可能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恒、乐此不疲甚至安之如饴呢？相比之下，当我们经常被各种外在事务缠身而忘乎所以的时候，有多少学者还有时间像吕微这样在认真读书并且孜孜以求地思考学科的难题和基本问题？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0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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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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