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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因素在情感人类学中常常被忽略。这主要是因为情感人类学对情感的研究往往落实到与情感有关的文化形式上，这很容易导致共时性的视角。首先来看西和乞巧歌的情况：
1
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势成女子不如人。
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
十一二上不出门，媒人登门问行情。
六尺花布一瓶酒，打发女儿跟着走。
侍候阿家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娃。
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
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
2
《十送红军》、《军港之夜》、《红色娘子军》、《青藏高原》、《小白杨》
3
大陆流行：《魅力无限》、《东南西北风》、《大家一起来》
港台流行：《踏浪》、《开心马骝》、《挪威的森林》
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我要嫁个有钱人》、《杯水情歌》
１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记录下来的，２、３是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搜集到的，其中２和３分别是现在中年妇女和未婚少女乞巧时喜爱唱的歌曲。很显然，２和３均为流行歌曲，但它们现在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已成为西和乞巧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类歌曲却又不是用来唱的。乞巧之前，每个乞巧点的女子一起选好歌曲的磁带或唱片，再根据歌曲的旋律自编舞蹈，因此身体的展示是现在西和乞巧的另一个变化。集资购买统一的服装和化妆用品、排练舞蹈是乞巧前的要事，这一变化主要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前，譬如建国前，父母也尽量在乞巧前给女儿准备一身新衣服，她们在唱乞巧歌时也配以简单有规律的身体动作，但绝非现在这样以舞代唱。
笔者将这一变化归因于音像时代在当地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影响。据当地人回忆，大概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电影、画册、年画等在西和县城的出现，女性开始在乞巧中扮演刘三姐、七仙姑、九天仙女、织女等形象。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电影、报刊、录像机、摄像机、相机等媒介出现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笔者称之为“音像时代”。各种音像设备为人们提供着各类潮流，比如现在西和乞巧的那些中年妇女通常会着一身黑色套装，里面配一件白色吊带，手戴白色手套，拿着一只花篮或一把舞蹈扇；女孩子则倾向于她们认为当年较为流行的牛仔裤和上衣，此外她们还要装扮脸部，下面是一例购买化妆用品的清单：
2瓶指甲油4元；10片美人痣7元；1包棉签5角；1盒眼影和1盒粉18元；1瓶唇彩2元；1瓶睫毛膏15元；2瓶亮晶晶2元；１盒儿童霜5元；1瓶遮瑕膏49元。
刚进入田野第一次看到统一着装的乞巧活动时，笔者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与抵触情绪，暗自思忖这一定是政府的安排。田野调查结束之后，笔者再忆起这段心思不觉愕然。她们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做乞巧仪式、唱和跳乞巧歌，我们可以说西和乞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西和乞巧正在消亡，因为我们忽略了她们的行为对于她们自身的意义。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地方社会和里面的人是被动的，要么觉得他们相对固定地生活在传统之中，或则迷失于现代性的漩涡，实际上这也是整个人类学长久的倾向，不管是之前只见文化和社会而不见人的民族志描写，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外在体系的强调，莫不如此。
马克思主义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人类学中的兴起实非偶然，因为人类学者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如马克思所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这使得不同社会之间的流动和混合加剧，社会间的同质性愈发超过独特性，社会的边界在逐渐模糊。对此，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提出解决方案，即结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分析的视角，以及政治经济学派对世界体系如何形塑地方社会的论述。很显然，实践理论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反思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方面指出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他们处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会根据自身的意向来对社会体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因而并不是被社会结构所决定了的；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地方社会与资本主义发生碰撞时，资本主义与地方社会中的观念乃同构而非单方面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因此，对于西和乞巧歌，我们很难再像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怀揣了解和改造民间社会的心态，也很难再如葛兰言那样通过分析乞巧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来探究其社会功能，因为西和社会早已不再是古代中国。随着资本、全球化、国家等力量的渗透，在情感表达的文化形式历经变化的情况下，应该重视文化形式与人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事物的变化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缘由，而行动的主体始终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对象，情感更是抵达主体的途径之一。
三、“面目全非”的歌谣与情感？
至少在五十年前，格尔茨就发出“特罗布里恩德岛”一去不复返的感叹了，但时至今日，尚有几人能在去往田野前不进行一番寻找世外桃源式的浪漫想象？尚有几人没有在初见田野时发出类似于格尔茨的那样一声叹息呢？当我拖着行李箱在2009年8月的一天来到西和时，对于田野的浪漫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看到资料中的乞巧歌已在现实中被流行歌淹没时，感觉一切都已面目全非，那是否还有研究的必要呢？
马克思主义学派至少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内部和外部两种视角，但是，他们太专注于强调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世界体系的影响力，好像人对此是毫无反应、完全被决定的。实践理论强调人是有意向性的主体，这有效地消解了外在体系与人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同时，这也为我们理解处于纷繁变化中的田野以及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时间中关注主体及其实践活动，看人们是如何从自身的意向出发应对、甚至改变着周遭变迁着的境况。像诸多所谓的传统文化一样，西和乞巧歌在很多人看来早已今不如昔，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研究的价值。我们既要看到其变体，同时也要转换概念工具。正是在观察西和乞巧歌的变体中，才能看到乞巧主体自身的决定和选择。
葛兰言最早对歌谣中集体情感的阐释为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歌谣提供了最初的范本，但随着社会之间同质性的增强、社会边界的模糊，集体情感对歌谣的阐释力也随之降低。相反，正如丽拉·艾布-庐古德《蒙面纱的情感》一书所提供的理解情歌的视角，原本被涂尔干和葛兰言忽略的个体情感却越发具备阐释力。同样地，原先备受涂尔干重视的仪式也与社会一样，与凡俗范畴间的界限已被打破，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更能为我们理解人的境况提供有效的路径。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非定向性情感”概念与实践理论，对主体的强调是一致的。可以说，不管是集体情感、定向性情感还是非定向性情感，皆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可以为歌谣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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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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