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多伦多回来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准备发表我的论文，并在同事的建议下，将标题改为正式的也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迈向民俗学的新观念”，寄给《美国民俗学刊》。时任主编格林韦教授（John Greenway）拒绝了我的稿件。然而，他做了一个让步，告诉我他把这篇文章转给了德克萨斯大学的埃佩雷迪斯教授（Américo Paredes），学刊的候任主编。埃佩雷迪斯后来私下告诉我，虽然他不知道我的稿子是不是格林韦教授拒绝的最后一篇，但他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是他本人第一篇同意在《美国民俗学刊》上刊发的稿件。
格林韦没有刊发我的论文，而是选择了我印第安纳大学的同学，威尔施的“关于定义的一则笔记”。那时威尔施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德语系教书，他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1967年至1968年间，他在翻译科伦的《民俗学方法论》，向美国学生介绍民俗学经典。后来，他成为一位研究美国中部民俗的杰出民俗学家，至少出版了十一本著作。威尔施指出，定义一般都是无价值的，他还特别批评了我的定义。他劝告民俗学家不要反复界定民俗，指出意义的变动不居乃是语言的本质，“民俗”一词也不外乎是。他认为，定义是语言学而非民俗学的问题。他的文章宏辩深邃，使我认识到自己文章的明显的模糊之处。我的论点并不涉及“民俗”一词本身，而是涉及到那些被社会认定为特殊行为方式的社会和言语行为，正是针对这些行为，学者们使用了民俗这一术语。
为我辩护的是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我的一位朋友和同学。他在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硕士学位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文化与人类学专业深造。后来，他成为《美国民俗学刊》的编辑，写了许多关于民俗表演理论的书，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他写道：
“如果一位作者的一个不适当的标题遮蔽了文章真正的贡献，那么在1967年的多伦多的美国民俗学年会上，丹·本-阿默思的《民俗：再来一次定义游戏》就是如此。显而易见，民俗学者已经厌倦了旧的游戏，在本-阿默思的论文问世之前，罗杰·威尔施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并引起同行们的强烈共鸣。然而事实是，本-阿默思并不是真的在玩游戏，或者说他通过改写规则，打造了一个新的游戏。同意与否他的观点，对我们也没什么坏处，正所谓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虽然，他的论文刊出后自会作金石声，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回应威尔施提出的几个问题，只为让本-阿默思的贡献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幸好，这些问题没有触及本-阿默思的核心观点。对于上述的旧游戏，本-阿默思不仅置身其外，而且，就像他在小标题中也强调的那样，他已经在重新定义民俗学的整个领域了。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贡献。很显然，本-阿默思并不是在谈论民俗的材料本身，当然也不想被列入事项导向的民俗学家之列。他的贡献的意义在于，他从交际过程和行为的角度考虑民俗。他所做的，完完全全是在推进将民俗视为行为的研究。因此，他开拓了民俗研究的行为科学之路。这个重新定位指向了学科的宏伟前景，面对它，当威尔施和其他人文主义者恐惧、愤慨地退却的时候，对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正当其时。民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观念，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然而大多数民俗学家仅仅是观念上认可，而不是将其付诸实践。即使是文学学者，仅仅基于和平共处的理念，也会认可其合法性。但作为行为科学的民俗学却是新事物。”
后来，学界一致关注我对民俗的定义，对此，鲍曼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于1967年去德克萨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1968年，《美国民俗学刊》时任主编帕雷德斯教授编辑第82卷（1969年）时，鲍曼成为他的同事。他们一起策划出一个关于民俗学理论的专刊，鲍曼担任“特邀编辑”。
1970年夏天，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暑期班任教，请我的老师道尔逊教授审阅我的手稿。他以前是《美国民俗学刊》（1959-1963）的主编，我很信任他的判断力。阅后，他说：“论文很好，但是你必须在标题中体现出你的定义的独特性，以及如何独特。”
“其实”，我回答说：“我是从承启关系的角度界定民俗”。
我立即给帕雷德斯教授写信，让他把我的文章标题改为《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当时，他和鲍曼准备出版《美国民俗学刊》的理论专刊，他问我能否使用我已不用的论文标题作为他们专刊的标题。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在标题中突出承启关系这一概念，虽然我很喜欢它，但它在民俗学研究领域并不是新鲜事物。高斯廷（Kenneth Goldstein）在其《民俗学田野指南》中区分了人为的、正式的、非正式的、自然的、身体的、半正式的和社会的情景。邓迪斯（Alan Dundes）和亚伯拉罕（Roger Abrahms）强调了分析民俗文本时“承启关系”的方法论意义。《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发表20年后，我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讨论了此前这个概念在民俗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中的使用状况。然而，在他们的使用和民俗学争论中，“承启关系”是解释文本意义的概念。我建议，把文本和其承启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在定义民俗时有许多属性是次要的、可选择的，甚至是根本不必要的，因而，通过将介词“在”插入到我的文章标题中，我意在说明，我所提出的定义是立得住脚的，因为民俗就发生、存在、表演在承启关系中。因此，民俗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在文化社会中的“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
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种不同的回应。维戈斯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1972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的主席发言最引人注目。用尊敬的学者基特里奇（George Layman Kittredge）的话来说，维戈斯的发言是对围绕《新观念》形成的年轻学者在理论、方法和术语使用上的正面迎击。我和鲍曼两人的文章都成了批判的靶子。在听他发言时，我们相互会心一笑，显然都有种满足感。我们意识到，作为民俗学的年轻人，能惹起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不满，说明我们做得对、做得好。
当时的其他学术权威的回应较为矛盾。例如，曾因“伪民俗”一词引起学界骚动的道尔逊，同情他的学生，视其为民俗学界的“年轻的突厥人”。然而，在其《民俗与伪民俗》一书中评论《新观念》时，他却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个新趋势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东西。这体现了威廉·詹姆斯的一个看法，即新理论先是被拒绝，接下来被承认是真的，但意义微不足道，最后又被认为根本不是新的。
四十六年前，年轻的民俗学者更易于接受这一理论。就我个人的努力而言，我曾从不同途径探讨更传统的民俗研究方法。在这整个过程中，民俗的这一定义和民俗概念的核心，一直支撑着我，是我研究的基本前提。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