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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客家人自己说话
扭转客家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不能只是从角度入手，多学科的纳入可以促成短暂的热闹，却难以在理论方法的实质上有所突破。宗教学着眼于客家的信仰活动，文学着重于客家的表演传统，历史学着眼于客家演进脉络，社会学着眼于客家的社会运行，等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能从客家族群分到一杯羹。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显示了客家研究领域和角度的多样与丰富，但能否促使客家研究向纵深发展，则存在巨大的疑问。客家作为一个汉族族群，自然具有容纳多学科的性质，任何一个地域和族群都是如此。之所以客家研究发出这种呼声，一方面表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意，一方面在强调客家研究不能终止，应该可持续下去。
客家研究的文化政治学并非要从客家族群瓜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域，而是在阐明一种立场和态度，从文化政治学角度调整客家研究的发展方向。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还客家人应有的言说和书写权力，从内部改变客家研究的话语系统；一是张开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从外部拓展客家研究的学术边界。就前者而言，关键在于确立客家人学术的主体地位；后者则重在洞穿以往相对封闭的学术视域。
给予客家人学术的主体地位，就是“让客家人自己说话”。这应该成为客家研究的崭新目标，需要打破既定的客家研究学院式的学术规范，首先在于消解客家方言与学术话语的对立。这里涉及几个相关的层次：客家人“有没有权利说话？如果有，那么，有没有能力说话？如果这两者都得到了肯定，那么，关键在于，这种声音有没有人听到，有多少人听到，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和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客家研究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所在。客家研究的文化政治学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尊重客家人，理解客家人自己的理解，当然属于学术伦理，但客家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他们需要充分享受客家研究的成果，或者说客家研究能够推动客家社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客家学术伦理。客家研究不能只是为客籍学者产生利益，发文章、获大奖、拿课题、评职称固然重要，将研究成果回馈给养育了客籍学者的客家人更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倾听客家人微弱的心声，更有必要让客家人发出最强音。这就需要站在客家人的立场思考上述问题，真正把客家研究转到“主位”上来，完成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构建全新的客家人与学者平等对话的学术机制。以往客家研究都是客籍学者单声部的独白，一部客家学术史就是客籍学者单方面构建“客家学”知识谱系的历程。研究客家却剥夺了客家人说话的权力，在各式各样的客家学术会上，没有客家人的位置，这种学术是相当粗暴和武断的。给客家人腾出足够的学术空间，给予客家人合理的学术资格，客家人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研究构成当中，成为另一个“学者”并发出自己地道的客音，客家人和学者两种话语交相辉映。如此，客家研究成果就是多声部的、深刻的和丰富的，并体现其原本动机、“自主性”的话语方式，使其能真正回归到客家族群。
还需要达至更为深层次的目的。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文化为意义所定义，客家人的世界或生活世界是由其文化意义结构组织起来的。客家文化的意义表达不能为精英主义所垄断。客家人有着同等地位的客家文化意义的解释权和阐释权。不能因为客家人（主要农民）没有受过系统的学科训练就霸占他们的言说权力。他们不一定能够实施学科意义上阐释，却完全可以给出属于自己的理解。克利斯·巴克指出，文化政治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竞争。着重考察意义被争夺的方式，是客家学术反思的关键所在。意义的生产不仅是解释的、深层的和宏观的，也是描述的、表层的和微观的。福柯的“谱系学”否定“深层结构”，将目光转向表层、微观。他说：“谱系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细节的知识，它依赖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累。”没有谁比客家人更拥有客家细节的知识和客家原材料的积累。客家人同样可以成为意义的生产者。客家研究不仅仅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客家文化的意义，而且要提供清晰的学术图式———客家人是如何生产出客家文化意义的。
依据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层次的划分，可以将客家文化区别为３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存在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客家文化，只有生活于当地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领会的客家文化。第二层次是各种被记录下来的客家文化，即叙述出来的客家文化。第三层次是得到阐释的客家文化，即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和理解的客家文化。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所接受的是第二、三层次的客家文化，而更具有本真性的生活状态的、属于第一层次的客家文化往往表现为隐蔽的状态，因为自己不能“说话”。客家研究的学术转向也在于让第一层次的客家文化进入学术话语。唯有建立新的学术范式才能做到这一点，即客家人和学者一样，共同成为论说的主体。
相对于学者群体，客家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更为斑驳和多层次。参照印度庶民学派后期的观点，客家人的“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让客家人自己说话”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一方面是保障客家人言说的自主性，让客家研究发出客家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则促使客家研究从静态的传统中走出来，面向客家群体的当下与未来，“去地域化”应该成为客家文化书写的主线。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劳动实践、生产关系、人口普查、学校、医院、研究机构、交流大会、认同方式、村落内外的关联性等构成了现代客家族群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客家研究的学术转向就是要塑造客家人的多元、复杂和差异化的形象，把客家人从已固化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还原客家人尤其是未来一代的真实面目。
当然，把客家人推向学术的前台，不仅有利于客家研究中对话机制和多声部论说结构的建立，也使客家研究注入了政治意义，因为客家人的生存状态、诉求和情感愿望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客家的主体是农民，研究客家首先应重视农民的命运。在对客家村落的现代改造中，有没有征求客家人的意见？他们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的生活？诸多客家人被迫迁出自己的家园，不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土地被征用，他们对家园的眷恋激发起参与家园书写的欲望。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当中，被挤压的遭遇亟待向外倾吐。客家研究理应保障客家人抒发和言说的权益。如果能够召开“客家与‘三农’问题”的学术会议，客家研究就算是步入了正轨。因为这样的议题迫使学者们设身处地地思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四、客家研究的全球化
文化政治本身就是全球化了的学术语境，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流派。将以往的客家研究放在文化政治学的架构之中加以审查，自然具备了全球化的视野。鼓吹客家研究的政治转向，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文化政治风潮的呼应，也是客家研究本身的需要。客家研究有着难以消除的短板，诸如学术队伍近亲繁殖，学术成果自产自销，学术理论相对滞后等，而全球化有助于将客家研究从以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德里达的结构主义和福柯的谱系学等都可以成为客家研究中文化政治的理论背景。
当然，这里的全球化并非完全指向理论方法，而是指客家研究不要再局限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地，触角应扩展到所有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或全球所有的客家人。因为“‘全球化’迫使我们思考，当特定群体中的人们被分散于全球各地，不再处于某个地理区域中，我们是否仍然还能将‘文化’看作为一个群体中人们的‘财产’。”客家文化显然不是同．质性的，还存在为所有客家人共享的客家文化吗？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客家人一直在构建自己的客家文化。这是客家人拥有的社会权力。
客家研究的外部革新理解和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些。客家本身就是移民的代名词，他们遍布世界各地，较之其他汉族，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客家身处不同的文化圈，致使客家族群又和其他汉族一样，呈现形态各异的文化表征。这方面同样是宝贵的学术资源和优势。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博中心发表重要演讲，指出“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三共”也应该成为客家研究的基石和出发点，是一条把客家研究引向未来的光明之路。一方面正视客家族群本身的地域差异，密切关注不同文化区域的客家人如何编织族群认同的纽带；另一方面强调客家与其他族群乃至世界的关联性，考察在这种关联性中，客家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才能为客家铸就共建、共享、共赢的文化发展态势。
全球化视野中的客家文化，至少应该视客家文化为汉民族乃至世界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正如英国文化社会学学者戴维·英格利斯所言：“我们不能再单纯依据本土层面的现象或者民族层面的关系，来理解我们生活形成的方式，因为‘本土’和‘民族’两者现今都以更广泛、更‘全球的’现象和力量连接在一起。”以往的客家研究总是在把客家与周边隔离开来，强调客家文化的独特性。独特性在客家构建的过程中才有意义，一旦完成了建构，一味放大客家文化的与众不同便不合时宜。固守一方地域文化传统是精英主义话语霸权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将文化与政治割裂开来的客家研究的顽固思维。而面向世界的客家文化才能全面展示其应有的政治意义。“去地域化”委实是客家研究的阵痛，又是必然趋势。把客家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才能凸显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也无须过分宣扬客家文化的纯正性。在全球化时代，客家文化传统已渗入了形形色色的外部因素。譬如，客家饮食已然成为中国饮食的有机部分，并且走向了世界；原先居住在土楼里的客家人大多移居至水泥楼房。本土不再是客家文化从属特定地方的决定因素。再说，客家本身的流动历史更要求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审视自己的文化。然而，客家人分布的广泛性反而让客籍学者陷入全球化的焦虑，唯恐客家丧失了文化传统的独立性。于是，一些学者竭力发掘客家的核心文化元素，并以此建立客家族群的合法性。输入与输出是客家文化生存的常态，客家文化的“正宗性”更像是个自我安慰的神话。沉溺于这样的学术执着，一方面无视了客家发展的事实，另一方面导致学术视野的仄逼。
毋庸讳言，客家研究惯常的内在情结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全球化的学术视域可能淡化这一情结。漠视全球化必然遭遇另一学术伦理问题。客家学者在要求“他者”尊重客家文化的同时，也要肯定“他者”的传统，不能忽视“他者”的存在和影响。另外，全球化过程非但不会削弱归属感和认同感，反而有助于在融合当中获得强化。客家、客家人和“客家学”都是带有族群情感和情愫的称谓。可以说，有关客家的宣传报道、学术研究、恳亲大会等都饱含族群认同的意味。这种天然的学术动机左右了对客家学术范式的选择，使之缺乏世界性和多元性的开阔视域。采用对话主义，构建多元的客家文化框架，有助于客家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以往的客家研究，习惯于回避政治维度和全球性思维，“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现象尤其明显，以为历史的、文化的以及地域的才是学术的。尽管诸多学科进入了客家族群，但唯独客家研究的文化政治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既然客家精英主义者专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营造，以为与政治无关，那么就更有必要把这种“营造”纳入政治视阈当中，因为“营造”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手段和途径。客家如何被权力意志所塑造、所修正，即客家文化得以“跨越”其地域传统并进入现代化的方式，这才是文化政治学的命题。
（本文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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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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