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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家学术史是由客籍学者单方面言说而成的，客家文化的知识体系和客家族群的整体形象都是客籍学者塑造出来的。一直没有脱离客家生活圈的普通客家人失去了表达的权力，他们被学者完全代言。这种惯性导致客家学术话语的单一和陈旧。扭转客家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多学科的纳入可以促成短暂的热闹，却难以在理论方法的实质上有所突破。从文化政治学角度调整客家研究的发展方向，一是还客家人应有的言说和书写权力，从内部改变客家研究的话语系统；一是张开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从外部拓展客家研究的学术边界。
关键词：客家研究 客籍学者 客家人 霸权 文化政治
作者简介：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XYJG-2016-138)
以往的客家研究以历史文化为重，凭借历史文化的梳理和阐释，成功地构建了客家族群。于是，客家研究中一直固守这样一种范式。这种历史文化的学术向度表现为客籍学者的话语霸权和对客家内部知识谱系建构的全面控制，忽视了客家研究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和本土客家人参与学术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针对客家研究的状况，近来客家学者也有过适当的反思，但主要集中在学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方面，认为学术动机难以跳出“族群认同”的窠臼。再说，客籍学者的自我反思要步入自我否定的境界，毕竟是极为艰难的。让客家研究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就是要广大的客家人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建立自下而上的、自主式的、对话性的学术范式，并且在全球化语境中优化话语体系，这已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福柯指出：“不相应地建立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客家历史文化体系的建构是权力的产物，给予客家人应有的学术权力，这便是客家研究的文化政治学。
一、不该遗落的学术命题
笔者不是客家，可以说出很多客籍学者不能或不便说的话，可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客家研究的现状。针对的不是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学术立场、态度、方向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这关乎客家研究的文化政治学。文化政治学代表性人物贝尔·胡克斯指出：“清醒地坚持把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的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从马克思、恩格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观点出发，文化即是意识形态的同义语。以文化政治审视客家研究，就是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学术姿态。
2017年10月20日至10月23日，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新时期客家研究的多维视野”的高级论坛，其中列举了以下共15个议题：历史学与客家研究、民族学与客家研究、社会学与客家研究、人类学与客家研究、民俗学与客家研究、文学与客家研究、语言学与客家研究、经济学与客家研究、宗教学与客家研究、音乐学与客家研究、美术学与客家研究、体育学与客家研究、中央苏区与客家研究、空间地理与客家研究、教育学与客家研究。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题目可以列出来。这种无限放大充其量只是数量的叠加，并没有触及研究范式在深层次的改变。而且肯定会遗落“政治学与客家研究”的议题，在客家研究学术史中，政治一直是个盲点。其他学科都可以在客家族群中寻求到自己的学科所属，诸如客家历史、客家文学、客家语言、客家经济、客家宗教等等，唯有政治学考察的是与客家有关的政策、意识形态及地方政府。本文的关键词是客家研究，当然专注于客家学者和客家学术，是对以往客家研究向度的反叛和发起的挑战。
从客家研究的实际而言，最应该讨论的是“客家人与客家研究”，意在把一向被学者排斥的客家人凸现出来。客家人养育了客家学者，理应得到学术尊重和重点关照，这属于文化政治学的范畴。在文化政治的视域中，客家研究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化以及所关注的生活观念、习惯、信仰、村落的空间和时间，而是“意识形态”（ideology）、“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他者”（other）、“性别”（gender）、“身份认同”（identity）等。把握在不同语境中被学术言说的客家文化与权力的关联与组合方式。文化政治意指客家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在这里表现为“身份政治”，具体而言，就是客籍学者对客家文化书写的霸权。“文化政治”的概念正是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或许不能过分夸大客家精英主义者与客家人的对立，客籍学者毕竟秉承了深深的族群认同的情结，但客家精英主义大多带有一种深刻的偏见——把客家族群形成、建构的功绩乃至客家文化意义的生成都归结为自己的成就，于是，固执地认为单向度的学术言说乃理所当然。长期以来，客家研究的版图一直为客籍学者所占领，客籍学者以客家人自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学术独白的不公正性，心安理得地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合法化。于是乎，客家研究成为客籍学者少数人独享的言说，如今，客籍学者自己也觉得这种言说是在不断地复制，成老生常谈了。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客家文化的拥有者和生产者的客家人在客家研究中缺席。
各类学科与客家研究关系的论题难以展开深层次的研讨，却提供了一个以前没有机会追问的契机，多学科进入客家领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何在？客家研究的多学科追求必然导致两种误解：一是客家无所不在，客家村落有着无限广阔的阐述空间，其触角伸向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二是多学科的参与将使客家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或者说，建立多学科的学术意识和视域，才是客家研究未来的必由之路。其实，客家村落与其他非客籍的传统村落没有本质的区别。传统村落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并没有过分强调多学科参与的重要性。就客家研究的现状而言，客家学术道路已然出现了诸多分支，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多有涉及。一些高等院校建立的客家研究专门机构的队伍，大多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组成。客家委实为不同学科的进入提供了足够的学术空间，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光顾了这一领域，这也是客家研究曾经一度兴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现代学术早已跨越了多学科参与的阶段，即便再多的学科进入，也是各自为政，互不关联，仅仅是客家研究的全覆盖而已。倘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建团队，共同完成某一客家课题，这才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采取这种机制显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客家学术的复兴不是简单引入更多学科，而是方法论的更新和对以往客家研究的深刻反思，提升其理论层次和拓展其深广度。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应该是客家研究最重要的文化问题，可以成为范式转换的突破口，却一直无人问津。身份政治把文化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落实到客家研究方面，就是客家文化体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谁掌握了学术话语权？为什么客家人被学术所抛弃？问题的核心就是客家人与客家研究的关系，即揭示客家研究背后的文化霸权。
二、客籍学者的话语霸权
不论从哪个学科角度研究客家，几乎都是在做客家身份认定的努力。而客家身份的认定是在其自身优越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客家优越性的宣扬意味着话语霸权的建构。每一个民族和族群更倾向于从遗传和生物性来论证自身来源的合法性，但客家在生理和种性上找不到确切的依据，便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构建出独特的精神意识话语，智慧、品格、心境、信仰等的差异才是本质的，并显示出内在的冲击力量。其实，客家研究不仅要宣扬客家人的孝顺、勤劳、谦让、质朴，还应该发掘客家传统的政治反抗性。客家晚辈们毅然决然地走出围屋和土楼，任由祖辈千辛万苦建造起来的围屋和土楼变成残垣断壁，这是对客家政治反抗性的直接继承和集中体现。客家生活已经在向现代化迈进，学者们竟然对此熟视无睹，而是一味地强调祖先崇拜、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这是比较自恋的保守主义的学术行为。在认识客家的话语体系中，对客家的表述始终一成不变，这是比较固执的话语霸权的表现。因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传统。这也是以传统代替现代的惯常思维，这种思维只存在于学者当中，作为客家人而言，社会生活总是在发生变化的。
对客家耕读文化传统的过度强调必然导致自身批判意识的削弱，面向过去的学术和保守主义的学术立场都应该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客家研究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学院化，成为专业化和体制化的科研方式以及一种教学活动，而不是推动客家族群建设或政治的事业。客家本身就是精英主义书写的结果，精英主义的学术本质上是保守主义和怀旧主义的体现。对客家学者而言，不能进行省思的研讨，只能让客家研究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
为了显示客家的独特性，一直以来客家内部流行一种不言自明的立场，即不是客家人，怎能研究客家？这就是学术身份霸权的突出表现。在客家身份的张扬中，从汉族族群分离出学术的族群主义、文化歧视和边缘群体。客家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族群，其文化边界的构筑是自编自导的结果，构筑的过程便是话语霸权的彰显。文化政治学者克里斯·威登指出：“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相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如果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客家文化的话，那么，并非是客家人———客家农民智慧的产物，而是客家内部精英主义运用话语权力营造出来的结果。基于客家经营的文化政治化的事实，客家研究需要文化政治学的进入。
在客家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精英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主导了客家的知识体系和表达的话语权。在客家内部，农民与精英的分界十分明确。客家的社会族群地位委实由精英阶层争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话语霸权，似乎这些知识精英可以作为客家的全权代表。客家研究中的学者中心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要颠覆这一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极其艰难。在客家研究的话语体系中，那些仍居住在村落里的客家人成为被调查、被言说、被阐释的对象。尽管都属于客籍，学者和客家人却形成了鲜明的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随着客家研究的发展，客家的知识精英在不断地自我异化，即完全从客家农民身份中挣脱出来，成为高高在上的客家等级群体。客籍知识精英占有文化资本，虽然相对于占有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处于权力弱势，然而相对于无资本者，他们又是特权阶层。譬如，客家有诸多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成员中竟然没有客家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者，没有客家日常生活知识的拥有者。只有客家学者才有创造客家知识的权力，而客家底层社会成员沦落为客家文化圈中的“外行”。几乎所有的客家学术会议，与会者都是所谓的知识精英，底层社会的客家人难以获得表达的机会。客家研究的事实引发人们关于底层／精英二分模式的联想。在底层／精英对立的学术模式中，农民阶层的“特征是感性的、混浊的、蒙昧的、原生态和低等级、不确定的，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言外之意，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是理性的、自觉的、高级的，具有清晰的价值外延和主体建构能力。”客籍学者运用学术话语的方式定义了客家世界，并且是以顺应自己集团利益的立场进行定义的。他们借以表达和阐释客家族群，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话语统治。
客家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客家说话，拓宽客家的研究领域。如果客家研究仍然滞留于传统习俗和生活观念，而忽视了客家人的政治利益，或者说没有顾忌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的对立、冲突，没有倾听客家人的心声和诉求，没有站在客家底层社会的立场上为客家人呐喊、呼号，没有建立客家研究的伦理学，再多学科的参与也无济于事。说得极端一点，长期以来的客家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斯皮瓦克语）”。倘若不以关注客家人的生存命运为己任，再深入的田野作业也不能真正切入客家族群的生活真谛和精神领地。站在客家农民的立场发现他们的生存问题，并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才是客家研究得以复兴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还要让客家人说话。客籍研究者总是以客家人自居，而竭力掩饰自己的“异化”，这就名正言顺地剥夺了客家人说话的权力，或者说学者可以代替客家人说话。既然学者早已远离了客家人生活的环境，就不能再以地道的客家人自居，充其量只能标榜客籍学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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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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