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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除了国际合作与国家层面的施政善治外，关键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社区，组成社区的相关个人和群体是遗产化运动的直接承担者。在既有的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中，已形成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不同层面和类别的体系；这些体系常常交叠于同一个社区。位于“一带一路”节点上的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和菲律宾“伊富高梯田”遗产地就是多重遗产体系交叠的典型案例。如何整合、对接不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事关遗产地社区发展大计，推进以社区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遗产保护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哈尼梯田；伊富高梯田；遗产化；社区参与；“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张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中国史诗学”年度项目的成果。
多重遗产化是当代全球遗产化运动的产物，指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交叠于同一个社区（community）的现象。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①的深入推进，以及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现实追求，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当代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工作。2015年3月中国有关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要“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1］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利于提升人类应对发展挑战的能力，更有利于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倡议中“文明互鉴”“文化共享”的理念，为处于多重遗产化进程中的社区提供了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思路。
文明互鉴关键在于不同的文明智慧、价值观念、发展经验的共享。在既有的国际文化合作机制中，已经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机构主导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行动。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有着深刻的关联。朝戈金指出：“冲破地域或区域障碍，沟通世界、促进人类和平，一带一路倡议当能发挥积极作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能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维护人类永久和平提供什么对话资源，则是我们今天应当思考的重要话题。”［2］如何推进全方位、立体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全球遗产化运动应当思考的新问题。本文将就“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中国云南和菲律宾的两个稻作社区展开比较，探讨如何以社区为基础展开全方位文化遗产保护，以对接不同层次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一、作为文化景观的梯田：遗产化与应对文化挑战
稻作梯田社区的遗产化，首先是从对梯田“文化景观”的发现开始的。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遗产学的重要概念，意为将“过去”——值得珍视的、具有选择性的过去——的文化遗存，通过官方部门评定为“遗产”的方式，进行规划、保护和利用的过程［3］。中国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和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梯田，在成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以下简称“UNESCO”）“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之前，都是摄影家和旅行者眼中的优质景观。梯田的线条，水面光影交织，是水稻梯田这类景观特殊的视觉现象。而稻作梯田作为文化遗产，背后更有人类应对发展危机与挑战的考量，也即梯田的原生稻种能够满足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哈尼族和伊富高族发展出完备的维系梯田稻作的文化体系，更成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适应的典范。哈尼梯田、伊富高梯田身兼若干个世界级、国家级遗产的头衔，其遗产化程度之深颇为少见。
在跨越中国和越南的哀牢山区，哈尼族的主要生计模式是山地水稻梯田种植，其水稻梯田主要分布在大约海拔500～2900米的中山地区，最多时可上下联绵3700多级。因其极大的高差、庞大的规模、精密的稻作体系，“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遗产地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绿春、红河、金平四个县，其核心区主要位于元阳县。
哈尼族梯田文化的多重遗产化进程，最早始于“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申报，但是这项申遗耗费了13年，是诸多遗产头衔中耗时最长的。1993年首届国际哈尼族文化研讨会期间，便有外国学者提议哈尼梯田申遗。2000年，红河州成立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办公室，并邀请UNESCO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Richard Engelhar和文化顾问白海思（Heather Peter）到元阳县考察梯田，充分肯定哈尼梯田农业智慧的普遍价值。2001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官员Henry Clare到元阳调查，并支持哈尼梯田申遗。2002、2004、2006年，红河哈尼梯田三度进入中国世界遗产申报预备名单，但因种种原因皆未果。2006年3月，红河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协会成立。2007年8月，红河州出台申遗文件①，并在州建设局下设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2008年，元阳县梯田管理局成立。
2009年，国家文物局将哈尼梯田列入申遗预备名单。2011年，红河州向国家文物局提交文本②，并于当年10月通过UNESCO世界遗产中心的预审和格式审查。2012年，红河州颁布《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9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③委派石川幹子到红河州评估，并于2013年1月公布评估报告，建议列入名录。2013年6月22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UNESCO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红河州梯田管理局更名为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
13年的漫长申遗过程，对红河州当地的政府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学习、对接国际合作的机会。而在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过程中，哈尼梯田还获得了若干遗产头衔，包括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以下简称“UNFAO”）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也包括国家湿地公园、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此外还有文化艺术之乡、传统村落保护等若干遗产化的身份。
与红河哈尼梯田极其相似的，还有菲律宾依富高族耕耘的水稻梯田。菲律宾伊富高梯田也同时拥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以下简称“GIAHS”）④身份，此外，伊富高族与稻作息息相关的呼德呼德圣歌还是UNESCO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闵庆文研究团队基于长期对哈尼梯田和伊富高梯田的研究，比较了“文化景观”“农业遗产”两种遗产保护工作的异同。他们尤其强调将农业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同等化的观念误区，不利于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4］。
哈尼梯田与伊富高梯田如此受重视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稻作文化的理念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高度契合。这两处梯田稻作文化是森林、村落、稻田、水系相协调的精密生态体系，是可持续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再加上梯田景观本身光影变化、云雾缭绕、线条曲折的特殊美感，使“梯田景观”逐渐被学术界塑造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相继被列入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着力宣传的文化名片。
UNESCO倡导的“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代表了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倡导文化多样性和普世价值的努力。而UNFAO倡导的GIAHS保护项目，则代表了全球生态变化条件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这几个全球性遗产化实践，都有相应国家层面的措施。
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的宗旨是“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组织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5］。世界遗产主要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等类别。红河哈尼梯田、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属于文化景观。《公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和破坏现象。”［6］但是梯田的保护不是单纯的文化景观问题，而涉及梯田的耕耘者——农民。农民如何继续留在稻田中从事艰辛的传统耕作是梯田发展中的难题。
2002年，UNFAO开始推动GIAHS认定、保护工作。GIAHS的具体含义是指：乡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GIAHS是一个集景观、生物多样性、食物与生计安全、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于一体的文化遗产系统，是专门针对人类农业文化的遗产化措施。UNFAO于2002年启动了“GIAHS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旨在为这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体系、食物和生计安全以及文化的国际认定、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提供基础［7］。“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菲律宾稻作梯田系统”于2005年、2010年相继列入GIAHS保护试点。
2010年11月首届哈尼梯田大会在红河州蒙自市举办，成立了世界梯田联盟。来自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秘鲁旱作梯田等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了各地梯田保护的经验。这次大会通过了《红河宣言》，指出保护和发展梯田文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梯田的保护与利用应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可以看出，传统农业文化智慧在处理人与自认和谐相处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但是这些文化体系也面临着当代人类社会剧变的挑战。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有利于发扬传统农业文化有益经验，从而帮助人类发展更为持续的现代农业。
哈尼梯田、伊富高梯田的多重遗产化进程，深刻反映了21世纪人类为应对全球文化挑战作出的努力，许多国际合框架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际遇。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一个小社区在面对林林总总的遗产化项目时，如何应对这种来自社区外部的运动？文化遗产保护在具体社区的具体个人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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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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