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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学在世界范围都处于不景气状态，但是中国的民俗学几乎是一枝独秀。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俗复兴带来了民俗学的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为民俗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既然世界民俗学都不景气，中国的民俗学如何能够是一个例外呢？主要回答是民俗学在中国有机会参与中国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民俗学在中国可以通过把自身发展成为一门确认“民”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性的学术，获得持久的动力和需求。为此，中国的民俗学可以从德式、美式、英式和中国古代的思考中获得思想资源。
关键词：世界民俗学；中国民俗学；日常生活；公共文化
作者简介：高丙中，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志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理论、社会组织。
一、民俗学及世界民俗学
在世界学科体制中，民俗学已是濒危品种但是，民俗学在中国却是一门充满希望的学科，有机会成为“一门伟大的学科”。那么，民俗学在中国的机遇是什么？据笔者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态和学术生态都给民俗学留有一席之地，但是能够占据这一席之地的只能是一个重新定位、重建哲学根基的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并非是在有了民俗之后，就随之而产生了。民俗学有自己的学科史前史。在现代民俗学产生之前，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对“俗”的关注与记录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这些关注与记录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地区差异，主要以史志为代表，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应劭的《风俗通义》、刘安的《淮南子》，这些篇章都是写一个地方的风、俗与民气。而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是对“民”的文化分层，这实际是现代民俗学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这些对“民”的文化分层主要包括：城乡、文野、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等。因为进入近现代的时候，社会的分层在这些范畴中受到重视，时代的学术需要一个表达“乡”“野”“传统”“本土”的本体及其概念，就有了现代的民俗学。
尽管世界民俗学共享着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由于民俗学在每一个国家的定位、解决与回应的社会需求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俗学多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我们采用“优先范畴”作为评论尺度，可以对这种差异提供一种解释。所谓优先范畴，是该国学界在诸多思想观念中把某一个概念置于优先的地位。看似各国的民俗学都在采用众多的基本概念，但是因为优先范畴的选择不一样，该国的民俗学实际上非常不同。
按照优先范畴而论，世界民俗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范式，即英国所代表的范式、德国所代表的范式、美国所代表的范式。
英式的民俗学主要关注“时代”的概念，并且用进化论看待时代，以此来界定何为民俗。其特点如下：（1）强调传统与现代划分下的文化遗留物。（2）“俗”及其代表者的“民”应该是没有未来的，因为它（他）们是因为属于过去而有意义。（3）学界的形成时期生产了“民俗学问题格”的分类知识，确立了什么是民俗的操作指标，推动了民俗学的学科化与规范化，并使民俗学是民“俗”学，是以“俗”为关注中心的学术。总之，英式的民俗学既有因自身社会生态的差异而表现出的学科特殊性，又通过自身的学科积累推动了世界民俗学的发展。
德式（德国以及北欧、俄、日）的民俗学，主要强调“国家”范畴，相信传统在现代有位置，认为外来与本土的区分是基本的考量，其特征包括：（1）存在一个固有文化的概念，而民俗就是其中的基本部分。（2）民俗（包括民间文学与艺术）既是过去的，也是满足民族国家的未来所必需的。（3）虽然兼有生活方式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但是更加重视精神的语言文学。美式的民俗学更加凸显“族群”的范畴，民俗学的工作主要呈现非白人清教徒族群的传统文化。早期更多是研究印第安人，与人类学基本不分家，与人类学（文化整体）分开后主要按照体裁genre进行研究，偏重于口头文学。各地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是地方族群的特色生活方式的发现与展示，所以后来公共民俗学最为发达。
二、中国民俗学及其前景、机遇
中国的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术，其不同于古代风俗学，但是当代中国民俗学要想更具发展潜力的话，必须借鉴吸收古代的风俗观。中国的民俗学也受到德、日的影响，但其主体上是英式的以文化进化论为优先价值的学科。其特点可以概括为：（1）首先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分，在学理上界定民俗是旧时代的，但是在应用上相信现代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虽然它们不是新文化，但是可以作为新文化（民族的诗）的养料，并且确实在延安文艺运动中成为可以利用的“喜闻乐见的形式与素材”。（2）虽然民俗自身注定没有未来，但是民俗能够在被改造的前提下为未来所借用。（3）虽然民俗在总体上不属于现代，但是特定的作品因为代表地方文化或压迫阶级的文化，仍然具有现代价值。中国民俗学的优先范畴是英式的“时代”，但是国家、族群、地方、阶级等都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利用来论证具体民俗项目或作品的积极功能。
我们在国际比较中不得不说，当代“民俗学”出现了世界范围的衰落（一些曾经著名的学术机构被撤销了）与改弦更张（欧洲一些国家已经用“欧洲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替代了“民俗学”），主要表现为对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同感在下降，同时不同国家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其学科危机出现的原因也不同。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民俗学是在缺少对于国家或共同体文化的集体焦虑状态下顺利发展的，也就是说，英国的现代工程是内生的、自发的，民俗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政治层次的问题，只是一些文人雅士的个人知识情趣，所以英国的民俗学是从文物兴趣扩展而来的“文化遗留物”学，也因为如此，民俗学在1900年前后的短暂辉煌后，就一直沉寂下去，当今更是没有多少声音。
由于德国、北欧其他国家在当代已经没有国家认同的焦虑，所以不再那么需要突出“固有文化”，而这时民俗学就变成了（欧洲）文化研究。
对日本民俗学而言，岩本通弥等学者指出，无论是对柳田国男的学术文本进行分析，还是从日本民俗学的现状来看，有一条非常清楚的事实是，民俗学并不必然是研究“民俗”的学术，而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学术。
美国的民俗学多与人类学、博物馆学叠合，重视对于特定体裁的研究，重视对于特定族群文化的研究，在30年前就把“民”从传统文化的代表扩张到一般文化的代表了。
简而言之，从这几个曾经有过世界影响的民俗学的国家来推断，世界范围的“民俗”之学已经没有生机，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需求为这门学科注入活力。希望在其他的地方，譬如中国。
在上述世界民俗学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民俗学的前景呢？中国民俗学是否会步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的后尘呢，还是会有属于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前景呢？在笔者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俗学跟世界民俗学的处境实际是一样的，但是之后的两个变化，促成中国民俗学自身的转变，一个是民俗的复兴，民俗学不存在没有研究对象的问题了；另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兴起。
由此观之，我们对中国民俗学充满乐观情怀。中国民俗学的大势非国外同业可比，也非昔日可比。曾经，中国民俗学的定位多是围绕各种边缘性而展开的，从对象来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相对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从学者来看，与其他专业相比，从事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诸多学者并非是将其作为志业的；从研究思想来看，相对于复杂、多元的主流哲学，中国民俗学仍保有的是简单、朴素的思想；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民俗学研究更擅长文本分析技巧，而缺少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分析起来，不仅是世界民俗学，即使是中国的民俗学，其危机都是出现在以现代边缘的“俗”为中心，而选择了“俗”实际就选择了现代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因此如果我们将民俗学的中心由“俗”转向“民”，那么中国民俗学将会出现不一样的可能性。
由于当代社会需求的变化，一方面是民俗的复兴，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但要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国民俗学必须对其自身的定位进行调整。
第一，中国民俗学要更新其思想武装，即重新发现、确认自己的哲学之根，有意识地在这样的哲学根基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第二，中国民俗学必须找到自身存在的学理依据，即中国民俗学可以转向社会现实，可以以未来学而非遗留物学为导向。现代国家以“民”为中心，中国民俗学如果能将其中心由“俗”向“民”转变，那么其自身也终将自然由“边缘”变成“中心”，这是以现代国家的政治、社会建设为围绕的中心。第三，中国民俗学应该积极吸取与借鉴其他国家民俗学学科发展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引之为“他山之石”，当然也应该吸收中国古代更具有生活方式整体论的风俗观，以克服现代的文化碎片的民俗观。
不同的学者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没有哲学，就没有现代学术，换句话说，任何现代学术要成为一门学科，就必须有其可以依托的哲学依据；没有明确的哲学根基，学术是不入流的。每一门学科必须有其自身的哲学意识；不扎根在主流哲学里，不会有进入主流学术的机会。简而言之，良好的哲学根基对于民俗学成为主流学术的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维度：（1）良好的哲学根基可以使民俗学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因为深度和专业性受尊重；（2）在社会中，民俗学因而更有思想性，也就更有可能因为切入真正的公共议题而受敬重。
中国民俗学除了要建立自身的哲学之根，还需要吸取与借鉴其他国家民俗学学科发展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即借鉴他山之石。国际民俗学（总体上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主导的范式是英式的，英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之前、之外的文化遗留物，这样的学科定位使民俗学在现代初期得以兴盛，而后来也因之湮灭了对象，导致民俗学研究失去了必要；德国和北欧范式的民俗学，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之根。根是不死的，为何也消解了民俗学？实际上，民俗学在德国、北欧等地功业已成，导致了民俗学需要在学术上升级（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的研究便从先前的特殊性的“民俗”研究变成了更具有日常生活普遍性的（欧洲）文化的研究。美国范式下的民俗学，其表现为社群生活传承民俗，地方或专业博物馆展示民俗（公共民俗），所以已经成为国家政治、行政与地方自治条件下的稳定格局，看不出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必要与可能。
从对上述几个国家的经验发现，中国的民俗学应该有自身的发展机遇，类比英式，中国民俗学具有民俗复兴的活力；对比德式，中国民俗学有解决现代国家的未竟之业的需求；同美国的民俗学已成公共文化之学相比，中国的民俗学仍有很大作为，因为在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常人价值观，还远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仍然需要各种民俗研究呈现它们，为它们正名，为它们确认存在的制度空间、社会空间。虽然说中国的民俗学有这种持续发展的潜力，即使我们不理睬这些，中国的民俗学仍有一段太平日子，但是，究竟太平日子有多长，仍值得我们自省自警。
三、以主流哲学为依据的中国民俗学
在笔者看来，民俗学是完全现代的学术，不是传统国学的风俗研究：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出现，是重建一个“上支配下”的单向的礼俗格局（在新旧对举中打压“旧”、在中外格局中打压“中”）的工具（现代学科都具工具性），因此，folk-lore不能译为风俗学，在内容上应该译为“谣俗学”（实际上在学科引进之初也曾经译为“谣俗学”）。“民俗（学）”是硬译，是新词。也就是说，现代的民俗学是脱离中国的历史学术传统的。这是它出现与存在的缘由，但是现在也是它难以继续发展的桎梏。
今天中国民俗学应该重新与古代的风俗观衔接，参与造就地方、地域文化，重新成为上与下的礼俗互动的环节。民俗学要吸纳接通中学的地方文史之学的营养。同时，应该作为公民日常生活之学的民俗学，要在多方面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通西学的人文思想、政治与社会思想）。从英式、德式、美式的民俗学危机来看，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启示，如英式危机的遗留物在中国民俗学中成为文化遗产，由负面现象转为加权、赋权的现象。德式危机在中国还远远不会出现，因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还是一个未竟之业。美式危机是公共民俗已经得到稳定承认的危机，这在中国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刚刚开启了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端点，后面的路还很长，而这个过程，始终需要民俗学研究的思想支持和技术支持。
由此来看，中国民俗学应该是以主流哲学为依据，包括充分利用生活世界、日常生活、实践、自由、主体、文化自觉等主流概念背后的哲学思想，以公众日常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其方法规范，以成为地方、国家的主要公共文化活动为主流渠道所展开的民俗实践活动为关注点，以公共文化（不是受文化歧视的“农民”文化）为基本范畴和核心理念，以在公共空间发挥政治作用和思想作用为机制，不断获得时代的动能，成为吕微所憧憬的一门伟大学科。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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