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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牡丹在明清两代的普遍认同
当然，除了在民间心理中与国家、民族的隐喻关系、意义联系之外，牡丹要取得国花之称呼，还需要更为广泛的民间认同。这种认同感，同样有着对传统审美体验的继承。唐宋时期，牡丹就开始成为名花。尤其是在唐之东西二都、宋之东西两京，自帝王至庶民，对牡丹观赏之热，近乎痴迷与疯狂。周敦颐《爱莲说》有云：“牡丹之爱，宜乎众人矣。”此可谓牡丹唐宋之时广受世人宠爱的真实写照。而至明代，牡丹的种植更广，除京城之外，曹州、亳州等均成为著名的种植中心，士庶的牡丹之爱，与唐宋相比有增而无减。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与牡丹的喻义有关，也与时代的特点密切联系。其突出表现有三点：
1.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求富心理
人们对花的崇拜，可以说是远古植物崇拜的一种延伸，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功能。那就是这些花应当具有给人类以精神动力和心理慰藉的功能。在明清两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人们求富求贵的心理欲求极其强烈，作为富贵花、别称百两金的牡丹，显然在百花之中最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内心幻想。因此牡丹作为吉祥富贵的象征，在明代得到了自唐代以来最为充分的张扬。徐渭在《牡丹赋》中就批评那些贬牡丹者为“将尽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朴”，且云：“且富贵非浊，贫贱非清，客者皆粗，主则为精。主常皭然而不缁，客亦胡伤乎随寓而随更？如吾子怼富贵之花以为溷己，世亦宁有以客之寓而遂坏其主人者乎？”这里的富贫清浊之辨，充分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观念，表明那种以贫寒枯瘠为高洁之观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对富贵的追求已经直言不讳。在这种观念下，追求富贵不再被视为俗人的专利，而成为了雅俗的共同目标。甚至于身居藩王之尊但却以韬光养晦为尚的朱有燉，也写下了一百多首歌咏牡丹的诗歌与《洛阳风月牡丹仙》、《十美人庆赏牡丹园》、《天香圃牡丹品》等数部杂剧，成为了古代创作牡丹作品最多的作家。
2.阳明心学带来的个性解放思想
明代中期，王阳明高张心学旗帜，以心即理、致良知来抗衡程朱理学的至高哲学范畴——天理。至其后学颜钧、何心隐等人，更以异端自居，强调个人欲求的合理化，遂使追求个性解放、自我扩张、个人情欲，俨然成为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不仅对士大夫影响深远，而且被市民广为接受。而牡丹的艳丽、热烈与奔放，在唐代就被视为个性不羁的象征。如舒元舆著名的《牡丹赋》描绘牡丹盛开之情形有云：“动荡支节，如解凝结。百脉融畅，气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淑色披开，照耀酷烈。”所传递的正是一种豪迈奔放、不可阻遏的生命体验，与持重、内敛的理学品格显然有异。牡丹品种、色彩、姿态的不同，更使其千姿百态，各具个性。故在徐渭的《牡丹赋》中就穷形尽相地描绘了不同牡丹的个性、气质与神韵，且云：“意所想而随存，奚援引之数姝可罄比而殚论。”表现出对牡丹神态各异、各具个性之美的由衷赞扬。另一方面，在元代牡丹已经成为世俗情欲的象征。珠帘秀《正宫·醉西施·无题》已经发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宣言。至明代汤显祖在著名的《牡丹亭》中，又进一步虚构了杜丽娘在牡丹亭下因情感梦的旖旎故事，牡丹俨然成为了男女主人公情欲结合的媒介。此后大量的小说、民间故事也都把牡丹视为催生爱情的催化剂。如清代蒲松龄的《葛巾》即以曹州牡丹仙子作为爱情的女主角。这些虽出现于文人笔下，但无不是民间心态在文人作品中的投射。
3.社会转型期明清士人复杂的心理需求
在中国古代花卉文化中，牡丹的象征义最为多元，由她可衍生出许多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象征意义。除上文所云富贵气象之外，她还被赋予了坚贞、忠诚、高洁、端正、谦逊等品质。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加之朝代更替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心理需求趋于复杂而多样。牡丹象征义的多元性正好可以满足人们这种复杂的精神需求。因为不同层面的接受者均可从牡丹当中找到自己所认可的内涵，所以牡丹的受众范围便得以进一步扩大。如元明之际史迁《牡丹赋》称：“草木无情，有时得名，愿保坚操，如松之贞。”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云：“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其后，李渔自秦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同人嘲之：“群芳应怪人情热，千里趋迎富贵花。”李渔答曰：“彼以守拙得贬，予载之归，是趋冷非趋热也。”清初魏禧的《借一亭赏牡丹诗序》云：“世徒以牡丹为富贵,富贵无常,何足道?是花荣衰不忘故主,今又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谓花之君子可也。”凡此皆取牡丹的坚贞、忠诚之义。而史迁《牡丹赋》称：“众芳秀发，我则后出。”施闰章《牡丹赋》云：“不与时竞兮，大肆其华。遗世兮独立，与并美兮不可得。”二者都借牡丹虽艳丽异常而不与百花争春、自甘寂寞的谦逊、超脱品质来自我标榜。其他诸如以白牡丹象征品性之高洁，以黄牡丹象征品性之端庄等，更为常见，此不一一举例。
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接受者有着不同的精神及心理需要，牡丹在唐代之后能够得到如此广泛、持续、热烈的尊宠，在花卉之中实属罕见。究其原因，除了植物学上的特点之外，牡丹所隐寓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多元的文化内涵在其传播、接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明代，在新的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及社会形态下，牡丹的受众范围空前扩大，而唐宋以来形成的牡丹与民族、国家、政权的历史经验与记忆被重新激活且加以强化，世俗情感与国家、民族意识在牡丹之上相互交融，使牡丹终于被冠以国花的称号。当然，这种国花之称长时期内仅仅是民间行为，反映的也仅仅是民间心态、民间情感，但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持久。所以历经数百年后，这种民间心理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至清末牡丹终于被正式敕立为国花。今天，牡丹依然是深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因此牡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形态，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认真梳理中国国花之称的历史演进，探寻牡丹之所以被尊为国花的深层原因，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0年04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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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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