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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颉刚著述中的民众立场及“社会事实”观念
在《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的前言中，王煦华总结顾颉刚先生对民俗学的贡献：
他对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有卓越的贡献。他是由于“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作为“历史的研究的辅助”而研究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顾先生研究的项目有三：一、吴歌；二、孟姜女故事；三、神道和社会。（王煦华，2011:1）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顾先生对现代民俗学的贡献之一就是扩展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我认为，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实际贡献并不仅限于此，其在研究中形成的“民众立场”和“社会事实”观念更从指导思想和治学理念上给后世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民众立场”要求学者在研究民众文化时，首先要从心态上确立和民众同等的身份地位，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民众文化。我们在关注民众文化生活时，要真正去关注作为生活主体的老百姓，正如刘铁梁在《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一文中所说：“我们愈来愈意识到，村落调查应当更多地把人（包括有典型意义的民俗传承人）作为生活的主体和文化的承担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刘铁梁，1996）。顾先生的“民众立场”观念，尤其在其在比较“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时尤其强烈，比如其“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认为民俗是“一部活生生的我们的先民的生活史，我们该有把它记录下来的义务”（顾颉刚，2011b:574，585）。在顾先生看来，民俗是可以成为一种学问的，并且提出了研究民俗的目标：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把探捡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个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顾颉刚，1998:469）
将眼光投向“民众”及其生活文化，并将其作为一门“大学问”来对待，顾先生的这种认识，在旧学统当道的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即使在我们当前的民俗研究中，也应当以此作为自己的治学目标。在述及学者对待民众及其文化的应有态度时，顾先生认为“我们若是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他们，可用种种的方法去调查，去懂的他们的生活法。等到我们把他们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够顺了这个方向而与他们接近，他们才能了解到我们的诚意”（顾颉刚，2011b：326）。顾先生认为，以社会运动而言，我们应该弄明白民众的生活状况，并且真正的去践行自己的民众立场。对于只喊口号的民众立场，先生予以坚决的否定，他曾提到，“近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即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因为知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顾颉刚，2011b：326）。
顾先生的“社会事实”观念是其现代民俗学方法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他认为，“我们惟有将它（东岳庙的祭祀活动）看作是一种研究对象，追寻他的来源和它的种种演变，看清它到底是怎样一件东西”。“我们要理解它（指土地神），原只能顺了它的演进的历史去解释，而不能用了我们的理性去解释”。“学术工作是为万世人的知识计，而不是专为供给当前的需要或者应付当前的问题计，所以只要承认它是一件事实，便当尽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责任，使得万世下的人们可以看清楚万世上的生活以及有无生的一切观念，而决定他们应当走的路线”（顾颉刚，2011b：491，504，585）。这些表明，顾先生对待民俗文化材料的态度，除了其“民众立场”以外，还包含了“社会事实”的观念。在顾先生看来，对于某个民俗事象，首先要承认其是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要讨论其价值层面的优劣高下，在承认其是一种存在的基础上再去分析这个民俗事象的存在依据和变迁过程，这种观念无疑是有道理的，即使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和可借鉴性。顾先生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终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顾颉刚，2000）。顾先生的这种“事实”至上的治学理念，大抵受到了其老师胡适先生的实证主义影响，这种强调对客观事象的收集整理、发掘研究的立场，对于后世学人研究民俗文化大有裨益。
四、小结
顾颉刚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在民俗学思想，民俗学理论体系和民俗学的人文关怀与治学理念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世学者研究民俗事象和民众生活文化提供了广泛的视野和研究路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时期，在此期间，受到“西学东渐”等运动的影响，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潮纷纷从西方传入，这极大地影响了本土学者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治学理念和态度，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观念。在一部分学者纷纷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时，一大批国内学者则将研究视野放到了下层文化，他们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大力发掘和研究民众的文化，顾颉刚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研究，不仅从方法论上确定了民俗研究的田野作业方法，更从研究视域上扩展了民俗学的关注对象，“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江绍原，2011:449）。当然，受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顾先生的著述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所处时代的烙印，但这些局限不过是我这个后辈晚学占着后来人的优势，所肆意揣测的结果。古语说，不以一眚掩大德，相对这些微的局限而言，顾先生对于中民俗学的创建之功是如何褒举都是不为过的，引用钟敬文先生的一席话或许可以概括之：
（顾颉刚）为我们学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传说科学，而且给从长期封建社会的古旧学术传统中开始觉醒过来的青年学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学术道路，形成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当时有不少人是跟他走上这条路的。用不着讳言，我自己也正是其中的一员。（钟敬文，1998:463）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04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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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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