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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长仪式和成人仪式
人随着年龄增长，自然会在身体（生理）、心理和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一系列转变或曰成长。发展心理学专门研究作为自然的对象的人的发育与成长；社会学与人类学则重视其作为社会人或社区人的成长过程。从幼儿幼女到少年少女，再到男女青年，人不断地从“青涩”经“夹生/半熟”走向“成熟”，这个过程充满着喜悦和烦恼，也面临诸多困扰和张力。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对于人生通过仪式的研究有非常多的积累，相对于民俗学对诞生礼、成长仪式、成人仪式及婚礼等的详细记录，文化人类学也基于田野研究而生产出不少理论性的分析。美国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里，描述了她于20世纪20年代在萨摩亚岛屿世界“发现”的所谓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平和且拥有性社交自由的青春期，并由此和西方社会里通常充满着紧张冲突和情感矛盾的青春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青春期是人达致成熟期的身体生物学变化和人的社会化、文化化相互纠葛的复杂过程，因此，米德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德里克・弗里曼基于他1940年代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了米德著作中许多严重的失误，1984年（其时，米德已经去世），他出版了《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全面地批评了米德的研究，指出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也有其烦恼、困扰和矛盾冲突，甚至经常还会发生“摩苏”状态，亦即对成人社会权威或家长的执拗、抵触和叛逆，极端时甚至还包括忧郁、狂躁、忿恨之类的情感或精神反应，以至于还可能发展到自杀，而绝非如米德所描述的那样和平、舒缓。德里克・弗里曼进一步还指出，萨摩亚社会非常看重处女的纯洁，甚至童真验证也成为婚礼的一部分。
汉人社会及文化也不例外，为了缓解人从“生涩”到“成熟”过程中的诸多困扰和担忧，也设置了一系列人生过渡仪式，以期孩子们健康成长和顺利地实现社会化。通过这些仪式，社区和家庭，尤其是家长寄托了让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出息的心愿。例如，婴孩出生之后的“洗三”、“满月”、“剃头”、“周岁（抓周）”等，就寄托了父母和亲邻对孩子未来的期待，社会性别正是这些期待中最为关键的内涵。接下来便是成长仪式，除了每年的生日（并非每个地方均认真对待生日），还有“寄养”、“命名”、“渡关”以及“开笔启蒙礼”等许多名堂，但大都是对少儿少女健康成长的祈福，包括对各种真实或想像之“难关”的仪式性转化或超越。在陕西省宁强县的山区，人们通常要给不满12岁的孩子穿“百家衣”，这有众人抬举、担保此孩之意。再就是成年仪式，诸如“过十三岁”、“过十六岁”、“冠礼”和“笄礼”等等，这些都是促使当事人意识到自己长大成年，进入成人世界，可以和异性交往，并需要承担对于家庭、宗族或社区之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契机。最终，男女通过婚礼而正式、“成熟”地为人夫妻、为人父母。
中国历史悠久，汉文化源远流长，汉民族又人口巨多、地域性文化特点也非常突出，故本文无法也不需要对汉文化的人生过渡仪式进行系统性的描述。这里只需指出至今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有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成长仪式和成年仪式。汉人儿童的成长仪式，可以湖南省石门县一带儿童的“渡花树关”/“渡小关”为例[14]。男孩女孩在3岁、6岁、9岁时，要延请巫师为其举行“渡小关”（相对于12岁的成年礼而言）仪式。在由巫师主持的法事上，过“关”的孩子需要走过一座搭在两个椅子上的小竹桥，桥上要插一棵花树，故亦称“花树关”。孩子们的成长被认为不得不经过许多“关煞”，亦即现实或想像中孩子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如“断桥关”、“水火关”、“短命关”、“鬼门关”等等，整个仪式就是由巫师招请傩神保佑孩子平安过关。为了准备这个仪式，事先要由在当地有影响的“正派”的成年人带着孩子去讨“百家米”，用收自百家的碎布头做成“百家衣”，用讨自百家的钱打造“百家锁”，这都是为了借助社区众人的生命力来为孩子加持。亲友们会在这一天为孩子“送情”，一般是送上一些衣物和食品作为祝福，而孩子自3岁“渡小关”这天戴上百家锁之后，要一直到12岁的成人仪式时，才可以摘取下来。
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有冠礼和笄礼，它们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成人式。冠礼约在男子20岁时举行，根据《仪礼》、《礼记》等文献记载，冠礼的程序颇为复杂，包括筮日、筮宾、冠日陈服、礼加、再加、三加、宾字等一系列仪式，但大体上是通过发式、冠服的改变来体现当事人成年身份的获得。笄礼一般在女子15-20岁之间举行，大体也是通过改变发式使之意识到自己的成年，同时也让大家知道她已经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此类冠礼和笄礼，早期大概只行于上层贵族社会，后来由于非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宋明理学家或其他贤哲们致力于改革或恢复的实践，但由于清朝时在高压政策下，人民的发式被迫发生改变，冠礼也就无所依托，总之，古代典籍里记载的那类冠礼和笄礼确实是在汉人社会及文化里彻底地衰落了。然而，“礼失而求诸野”，在中国各地的民间社会却也形成了一些地方性的成人礼俗[15]。例如，在江苏省吴县的胜浦前戴村，女孩子常常是在虚岁13那一年的农历七夕举行当地俗称“留头发”的成年仪式[16]。当天午饭后举行“斋星官”，供奉王母娘娘，同时女孩子第一次梳成和女青年一样的发型，并包扎头巾，显示她已经成年。从此，她的服饰和妆扮就由“少女型”变为“青年妇女型”，服饰上的装饰图案也由女孩的“囡囡花”之类，改变为比较复杂的“蝶穿梅菊”之类，在后一类图案，其实是内涵有男女交会的寓意。
湖南省石门县一带的“渡童子关”习俗，则是当地继“渡小关”之类的成长仪式之后，于12岁时举行的成人仪式[17]。这种只为少年举行的成人仪式，又叫做“打童关醮”，一般要延请巫师做3天法事。准备环节包括由少年本人亲自去讨百家米和百家布（现在只讨12户）；用讨来的布头缝制百家衣，在仪式当日穿着；设置供桌，供奉诸位傩神；用门板搭桥，并在桥尾“置关煞”（用一个饭甑置于桥尾的桌上）。仪式第一天，主要是由巫师降神；第二天（一般为少年12岁生日），少年穿着白色的“和尚衣（百家衣）”，脚穿旧鞋，身背包袱（里面是新的衣服和鞋袜），由巫师牵引过桥，并钻过关煞，由父母接着。然后，给他理发，并留出“马桶盖”头型，换上新衣裤和新鞋袜，表示成为一个新人。经过此仪式之后，他便具有了男子汉的权利，包括参加宗族祠堂活动、继承宗族财产；父亲不在时，有当家权；可以结婚；可以结拜兄弟；可以和来宾同桌用餐；可以参加他人婚礼上的“陪十兄弟”活动等。换言之，他将作为一个成年男子而为社区所承认。第三天，是还傩愿亦即酬神演戏，其中必有《孟姜女下池》的曲目，内容大意涉及两性的相识、交往和成婚，有时也包括一些性内容，旨在使新成年的男子意识到性和结婚对于家族的意义[18]。最后，鸣放鞭炮，由法师诵读“钩愿文”而结束仪式。据说类似这样的成人仪式，还见于湖北鄂西、四川川东等地[19]。
在广东省的潮汕地区，至今仍有“出花园”仪式，当地一般以15岁为男女成年，此前的孩子们被认为是“花仔”，受床神保护。15岁时要举行拜别床神的仪式，这天祭拜床神时，孩子要穿全身的新衣服，让其吃寓意“聪明”和“换肠换肚（具备成年人的心智）”的猪肝炒葱等，然后，母亲来到孩子身边，给他或她念诀：“阿奴（孩子）坐北朝南，阿奴已经成人”[20]。另在台湾台南一带，则有“做十六岁”的成年仪式[21]。类似这些仪式，在民俗学的观点看来，应该就是少男少女进入成人社会的“成熟的标志”[22]。
包括成长仪式和成人仪式，以及后文即将论及的婚礼等，所有这些人生仪式均有明确的目的，按照人类学的解释，这些仪式都具有预示作用和方向性，它们对于人与事物的因果程序具有控制和转化的能力[23]。曾经引起人类学者关注的赞比亚本巴人（Bemba）的齐松古（chisungu）仪式，其实就是本巴人女孩的成人仪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女孩“长大”，让她们成为女人，亦即把一个不成熟的女孩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准备结婚，并且能够在性交和月经的污染之后，承担起净化丈夫和自己的危险任务的女人。举行这个仪式，需要该社会里的年长妇女作为监督，对于这些监督者而言，没有经历过此仪式的女孩仍然属于“垃圾”，“是一口没点火的锅”。换言之，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们通过仪式，在女孩子身上制造出变化，将其由令人担忧的不成熟状态转化为能够孕育生命的女人。仪式让女孩子脱胎换骨，将未成熟女人纳入成熟女人之列。仪式上，女孩要披上毯子，倒退着爬进仪式小屋，象征着摈弃旧的生活，随后还要忍受年长妇女的取笑，她们被奚落仍属于未成熟的范畴，她们则通过哭喊以表明接受这种分类及其内涵的虚弱，同时也表明愿意接受新的分类，亦即成熟女人的范畴。通过取笑与哭泣之类的折磨，仪式把她们带入成人社会，使她们实实在在地长大。赞比亚恩登布人（Ndembu）的伊索马（Isoma）仪式，也是旨在将一个不完整的人（无生育能力的妇女）改变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有生育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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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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