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者铃木谦介认为，不应将现代的“社区(community)”看做过去由地理环境与固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共同体”，而应将其看做“虽有流动性”，但因“人们的自反性归属感”而产生的“共同体”。现代社区的共同性体现在社区居民共享着某种共通的东西，比如对家乡的眷恋，或者参与本地活动产生的“市民自尊(civic pride)”。而地区活动与小城镇建设运动正是该地区建构自反性地域认同的一个过程(铃木2013：195-196)。

　　由此可见，现代地方社会的自反性结构与个人的自反性结构十分相似。那么我们该如何建立起现代地方社会的自我形象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生活的特点，将诸多特点有意图地联结起来形成较为稳定的地区形象，并将其当作未来生活的资源。

　　吉登斯二十年前提出的自我论，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效的。因为他提出：自反性不仅在社会整体趋势下产生，也在个人层面上产生。他将近代个人的性质称为“自我的自反性计划”。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与当初民俗学的思考迥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转变看待人们生存方式的视角。

　　过去的民俗学将那些“问到才会作答的”，慎重的，较少谈论自我的人看作是传承者，并根据这些传承者的信息建构学术知识。然而，现在的人们叙述着自己的经历，并借助各种信息工具向外界提示着自我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古典“问写”型调查方法的框架。我们应该防止将访谈信息划分为主客观两类，“客观的留下”、“主观的舍弃”，防止为获取地方的民俗知识而舍弃访谈对象“主观叙述的话题”。同样，对待采访中的口述信息也应如此。由于叙述中的主客观信息密不可分，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访谈对象生活经历的全貌，其中包括他们的主观解释与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学的“口述”内容不再仅限于过去的民间故事研究等文艺性领域，现在也发展到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叙述领域。与此同时，民俗学的“口述”研究也有必要与生活故事(life story)、口述史(oral his⁃tory)以及叙事学(narrative)等跨学科的广义“口述”研究进行积极的对话。

　　其次，我们还需要明确一个民俗学曾经忽视的事实，即我们是在选择中生存的。不断增长的自我叙述、叙事是人们将自己展示于世间的证明，因此研究叙述的民俗学需要微观地描绘出人们“向谁”如何展开叙述，以及叙述最后如何反馈回自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写出交流(communication)的民族志。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讨论民俗学语言至上主义的优点与局限了。民俗学的语言至上主义就是通过叙述与语言理解世界的方法。现在，许多民俗事象成为了具有自反性的相对化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的“事实”或“现实(reality)”则是人们对话或交流(com⁃munication)的产物。在这个背景下，以叙述为方法的民俗学有着很强的潜能。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回到一个问题，即世界或者人类只能通过语言解释、理解吗？这并不意味着民俗学要回到重视民具与图像的“资料学”，而是指我们应该重视那些无法进行自我叙述的，拒绝语言介入的人类的身体、心灵以及精神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动作、表情等身体行为，暗默知识等通过身体记忆的技术与传承，遭受压抑的创伤记忆，以及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的无法自我叙述的“自我模糊性”(Butler 2008：72)。未来的民俗学只有不断探究进入这些领域的途径，才能够发展其理论及方法。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7年0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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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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