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全面的反思、清理和重构的契机，已有的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立场，“民间”被学者所代言，寻求共性和同一性主宰了学术局面，完全遮蔽了民间文学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个别性和差异性。“还原”与“阐释”是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范式。“还原”就是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民间体裁鲜活生动的生活身份；“阐释”就是站在当下的学术至高点，赋予体裁研究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基于我国民间体裁的多元事实，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和民间主义立场，才能绘制出与精英主义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文学体裁专门史的图式。
关键词：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反思
作者简介：万建中，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省政府特聘“井冈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项目编号：16ZDA164）的阶段性成果。
以体裁即文类、文体、文学样式为考察对象而编撰的研究专门史，可以称之为体裁学术史。一般而言，学术史都以断代史的面目出现，即把通史横切为若干个阶段，而体裁学术史则是抽取总体史的一部分梳理而成。观照与描述民间文学研究总体发展态势及状况的通史包括断代史必须含括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因为任何时代的民间文学不可能只有一种或为数不多的几种文体，所以通史和断代史尽管刻意打破平衡，突出主要文体，但它们终究必须是综合的，照顾全面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偏偏排斥这种综合性，而追求一种单纯的体裁向度。
民间文学是由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民间小戏等体裁形式构成的，当然，这些称谓都是经由学者的判定和给出，但也都与民间自古就有的恒常的“说”和“唱”的表演形式相契合。民间文学各种体裁之所以界定比较明确，区别相对分明，在于民间“说”和“唱”各种不同表演的现实生活状况是模式化的。相应地，民间文学学科的学者们亦是按民间文学的体裁来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除了理论和方法研究之外，有的偏重神话，有的偏重史诗，有的偏重歌谣，不一而足。因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便构成了体裁系列，对这些体裁系列进行学术史检讨和梳理，便成为神话研究史、史诗研究史、歌谣研究史等。而这些专门研究史又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史。
在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各种体裁都展示出丰厚的研究实绩，然而，除了运用表演理论，大肆抨击以书写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之外，其他的反思与批判几乎销声匿迹。按道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地域性特征以及表演的具体场域，正好迎合了现代与后现代所倡导的回归民间、回归身体和回归生活。遗憾的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置身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外，执著于自言自语式的田野书写，甚至固执地认为，“语境”、“上下文”乃至“身体”等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法宝。故而对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和理论依据，少有人深切意识到需要展开整体反思，文化政治和批判精神始终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内部。20世纪民间文学体裁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深厚，这大大影响到21世纪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民间体裁研究史除了笔者推出的《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外，其他阙如。那么，在反思与批判的维度中，应该书写出怎样的中国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如何书写体裁学术史，这都是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其认真思考的成果将有助于专门史书写的实践。
一、“民间”在史论话语中的缺席
一般而言，民间文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思想的、思潮的、政治的、权力的、民族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二是民间文学志的、田野的、语境的、事件的、生活的、审美的；三是文本的、结构的、程式的、情节单元的、素材的、类型的、母题的、原型的、意象的。在具体研究中，这三个层面有所交叉，但都有所侧重。相对而言，第三层面的成果最为丰富，第二层面次之，第一层面最少。体裁学术史的书写在正视这一局面的同时，又不能囿于此，深刻反省和向第一层面靠近是努力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民间文学学术史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董晓萍的《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毛巧晖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刘波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论著各有建树，但都没有脱离精英主义和汉族主义的学术偏向。应该“重读”这些民间文学史论并将被遮蔽的“民间”和“民族”还原出来，开创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凝聚中国特色的文学民间、文学民族的体裁学史。
体裁学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学术表现，即体裁的话语演绎，而非体裁本身。20世纪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民间文学研究成为历史，这一历史属于学者的表达，但却是个别的、零散的、不系统的，还需要再表达、再重构，并使之真正成为历史——学术史。因为体裁研究成果本身不会说话，不会自我表达和诠释。已有的民间文学体裁研究的学术意义只有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解读和整合才能释放出来。换言之，体裁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蕴含于成果之间的关系当中。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意义之网”的概念，同理，学术成果只有在关联性中才能确立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另外，学者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研究便有主、客之分，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总是把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但在学术史的观照之下，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一并纳入到学术视阈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关言论、研究经验和过程及其学术生平。这个时候，学者由研究主体变成了研究客体，主、客体的界限并非需要那么清晰。简言之，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并非只是学术成果的呈现和脉络的梳理，而是学术意义的发现以及在反思、分析和检视的基础上重构“学术之网”，从而在纵向上揭示学术演进的意蕴，在横向上显露阐释和比较的旨趣。
基于这一认识，学术史经营的不只是体裁、文学，更是民间、民族和学者。就学者而言，民间、民族都是地道的“他者”。让“他者”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是学术史书写应该努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提出来话语伦理学，即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力，每个人的表达都有被尊重的权力。在民间文学领域，针对不同民族、地域以及文学形式，存在相互依存、关联的问题，这就是文学间性。民间体裁即为各民族各地区民间文学的表演样式，其学术史的话语政治不是要确立某一民族、地区的地位，也不是某一表演形式的地位，而是把不同民族、地区连接为文学共同体的相互对话关系的地位。文学间性要求无差别地尊重每一个民族，构建民族之间的文学交往图式，意味着在认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合法地位的同时，将汉民族的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相对化，努力地“包容他者”。在文学共同体中，包容他者不是把他者融入自身，更不是加以排斥。落实到体裁上，不是要建立共同的体裁标准和分析路径，而是着重于体裁的微观和个别，还原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差异性。
“学术史”是对已发生的民间文学事件和已有的民间文学论述展开研究，即研究过往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历程。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学术重估，即对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检视。毋庸置疑，民间文学学术直接对应的是精英文学理论，或者说从事民间文学学术的无一例外拥有精英文学的素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研究者都不同程度接受了精英文学和民间文学为两种不同性质文学的观念，这成为理解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起点，即以寻求两者的差异性为思维定势。因此，回答什么是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的问题，表面上似乎切中了本质，却是根据精英文学来界定的，往往忽视了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自主性和生活特质，导致民间文学文类的本质化和定型化。
民间各种体裁形式是一个由精英和民间对立的并以精英为中心观照出来的“非正统”。基于这种状况，专门史就不仅仅是呈现、梳理，还要展现与精英文学思想相对立的“民间主义”意识，将精英文学对民间文学的支配在一种话语霸权的意义上表现出来，从而再现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所存在的精英与民众、上层与下层、主流与边缘、都市与乡村、读写与听说等非均衡的结构性特征。
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史论都表现为精英主义倾向和“民间”在史论话语中的缺席。借助萨义德《东方学》“东方主义”的理论，正如“东方”是被西方构建的一样，“民间”背后隐含了贬低、歪曲、建构和想象的精英主义因素，在学术话语体系当中，真正的民间并不存在，各种学术形塑的民间不过是精英话语建构出来的而已。表面上精英分子在为民间说话，实际上剥夺了民间文学拥有者的话语权力，并且迫使他们沉默了［1］。体裁学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触及民间文学的个体和底层，以具体的说唱行为和过程绘制出民间文学体裁形象。话语由具体的说唱者发出，凸显话语的语境性（context）、地方性（local）特征。不过，基于解构主义学术立场，可以发出“民间”能否说话的疑问。体裁学术史书写的学术转向就是：不再追问“谁是民间”，“民间文学的现实表现如何”，而是从话语权力理论出发，解答“民间为什么被代言”以及“民间如何被代言”等问题。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