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层面,“行好的”对家庭义务的重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得他们年复一年地前往苍岩山:为了确保有子嗣能延续家庭的香火,“行好的”要前往苍岩山“求子”;为了确保下一代健康成长,“行好的”有义务在此后至少十二年中连年前往苍岩山“还娃娃”;而为了上一代去世之后得以安息,“行好的”有义务前往苍岩山“报死亡”。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神圣般的家庭义务感,推动了成千上万的“行好的”年复一年前往苍岩山朝山进香。
一些研究者认为,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的朝圣行为相比,中国民间宗教中的朝山进香行为的义务性不强。类似地,在讨论“信仰圈”与“祭祀圈”的区别时,林美容也提到,主要由进香活动所形构的信仰圈不具有义务性。但冀中南地区的经验显示,“行好的”前往苍岩山进香的行为也带有强烈的义务性,只不过在当前,这种义务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家庭义务”。
同样,苍岩山与人生仪礼的密切联系自何时形成、如何形成也难以回答,但两者的密切相关性却有助于苍岩山进香习俗在当代的维系和传承。
首先,在民间信仰经历碎片化的复兴后,朝山进香由于与人生仪礼的关联而转变成个体对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之一,所以前往苍岩山进香依然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传承既久的民间信仰习俗被禁止,并逐渐退出民众的公共生活,但其中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兴起,这一现象被海内外的研究者称之为“民间信仰的复兴”。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复兴是“在新的环境中循环的文化碎片”,原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传说、仪式、组织和器物等要素脱离开来,并走上不同的发展演变之路。但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之后,家庭依然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基本的群体而存在,同时,改革之初的“去集体化”过程让农村的“家庭本位主义”有所抬头,所以改革之后,人们对家庭成员的义务感反而有所强化。在此背景之下,苍岩山进香虽然失去了原有的群体认同和组织依托,但却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对家庭成员的义务而获得新的推动力。
其次,人生仪礼作为主要在家庭内部施行和传承的活动,相关的知识容易保存。虽然在历次运动中也受到一定冲击,但作为私领域,家庭内部的活动依然保持一定的私密性和独立性,这就使得人生仪礼的相关知识、信仰和仪式能够保存下来。由于苍岩山进香与人生仪礼紧密相关,这些秘密传承下来的知识为苍岩山进香在条件许可时的复兴提供了记忆基础。
再次,因为与人生仪礼的紧密结合,朝山进香演变成一种环环相扣的仪式链,这种仪式链有利于朝山进香习俗的代际传承。在冀中南地区,“行好的”要正确地实施“求子”“还娃娃”和“报死亡”等人生仪礼就必须前往苍岩山,而这些人生仪礼是生命历程中顺序相连的重要节点,相应地就使得前往苍岩山朝山进香形成一种仪式的链条。这一仪式链不仅把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连接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它把家庭中不同世代的成员连接到一起。祖辈实施了“求子”和“还娃娃”仪式,即便父辈因各种原因而放弃了这一传统,子辈还是有可能重拾这一传统,因为按照信仰的逻辑,只要父辈与苍岩山发生了关联,后代都要为其实施“报死亡”仪式。实践当中,虽然苍岩山进香习俗一度消失了二三十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民众在年轻时并没有与苍岩山发生关联,但在苍岩山进香习俗恢复之后,他们纷纷前往苍岩山,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为他们的父辈实施“报死亡”仪式。由此说明,苍岩山进香习俗因与“行好的”人生仪礼的结合而形成仪式链,这种仪式链有利于保障这一习俗的代际传承。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0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