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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
  作者:吴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4-12 | 点击数:12900
 

 

  一、当代丧礼的乱象

  自从清明节被国家正式确定为法定假日之后,除了人群拥挤、交通阻塞以及“清明节”的民俗学含义充斥媒体之外,关于当下丧葬业的争论,每年这个时候总是显得引人注目;但在这段时间之后,除非自家不得不办丧事,人们又大多绝口不提此事。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丧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忌讳,而又矛盾百出的话题。

  但清明节的恢复毕竟为今天人们重新理解和讨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人们还远没有突破各种含混与神秘,但争论却足以使我们看到中国丧葬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乱象:在当代中国大城市中,人们已经很难在街上看到出殡的情形;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里,丧礼却顽强地坚持着它的传统形态;随着各种宗教的复兴,与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也越来越热闹。一方面,丧葬业变成非常暴利的产业,人们总是哀叹死不起人;另一方面,丧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其边缘的行业,只要有机会找到正当职业者,往往不会去选择埋死人,而从业者常常腰缠万贯,却连对象都找不到。一方面,地方政府以打击封建迷信的名义平掉乡间原始的土坟;另一方面,拔地而起的城市墓园又让人们越来越忧虑未来的环保问题。人们不知道怎样为死去的亲人寻找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亡者的宛在音容,更不知道自己百年之后的所葬何处。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争论声中,用越来越少的纸钱寄托一点可怜的思念之情。

  在传统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冠礼、婚礼、祭礼、乡饮酒礼、射礼、朝聘之礼几乎都已荡然无存。唯独丧礼,虽然现代政府三令五申、拼命改变,因它而起的冲突也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朱子家礼》中描述的丧礼过程,仍然比较完备地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小城市中上演着。虽然如丧服等已被加入很多现代元素,但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仍然抵抗着政治和商业的各种诱惑,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这种与古典礼制几乎唯一的联系纽带意味着什么呢?现代知识分子大概很难讲出一个道理。因为在他们绝大部分人眼中,这些乡村社会的仪式,只不过是顽固不化、愚昧民众的封建残余,是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不是早该弃如敝屣的瞎折腾,就是各级官员借以敛财的借口。即使那些对传统丧礼持有一点正面评价的人,最多也只不过把它当作值得欣赏和保留的民俗遗产。可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了几十年而依然坚守的传统,真的只是民族文化风俗的一种残存而已吗?

  二、现代中国的丧礼改革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新式追悼会,如邱震、吴长姬、陈天华、潘子寅、惠兴、李叔同之母的追悼会等。一九一二年八月,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礼制》,明确规定丧礼中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十月的《服制》中规定,以黑纱代替丧服。不少西化的知识分子呼吁改变传统丧俗,特别是革除迷信的内容。胡适更是在自己母亲去世之际大谈新式丧礼。不过,这些呼吁大多只停留在精英层面,并没有对民间的丧俗产生实质影响。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礼制案》,其中的《丧礼草案》虽然进一步废除旧丧礼中的迷信风俗,但将丧服恢复到了白衣白冠。一九四三年,戴季陶在重庆北碚主持召开制礼工作会,制定《中华民国礼制》,其中的凶礼部分,既考虑到多年以来丧礼改革的成果,也照顾到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其中根据时代精神,对丧服有详细规定。如古代丧服中,妻为夫斩衰三年,而夫为妻齐衰期年,而此礼制将夫妻间的丧服均改为齐衰三年,以体现男女平等精神。儿女不论婚否,为父母均为斩衰三年。夫为岳父母、妻为公婆,均为齐衰期年。

  可这些细节都未能在民间形成真正的影响。民国时期最实在的丧礼变革只发生在国家顶层的“国丧”上,包括国葬、公葬、追悼会等。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君臣关系被打破,但民国政府要以新式礼制塑造中华民国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以“国丧”的方式来纪念民国的英雄与领袖。赵丙祥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以这种“国丧”开始了现代中国丧礼的塑造。

  民国政府认为,领袖与每个公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领袖去世的时候,公民们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念,同时也以此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崇敬。一九一六年,袁世凯逝世,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国葬。他的丧礼既是变相的帝王丧礼,又展示出未来民国国丧的很多重要因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华民国国会通过了《国葬法》;此后黄兴、蔡锷、程璧光、李仲麟、林修梅、伍廷芳、廖仲恺等人都享受了国葬。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民国国会当即决定实行国葬,但直到南北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才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这是现代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葬礼。

  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规模远远超过了袁世凯;而它又完全去除了袁氏丧礼中的帝王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宣传列车,车头悬挂孙中山遗像、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从浦口北上,在经停的每一站向民众作宣传活动,直到北平。迎榇车再由北平开出,到浦口,再登军舰渡江,在南京举办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最后奉安于紫金山之陵墓。一路对孙中山的宣传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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