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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些记载不难发现，梁怀思的这些行为典型地展现了作为地方绅士的意义，而同族的梁克襄不仅仅是他的长辈，更是他的榜样。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清人曾言：“捐班实由殷富，来自田里者百无一二。要指官员子弟，戚友吏胥，依附草本，久居衙署，此岂寒酸措大之比哉。”作为邑中巨富，梁怀思既然有能力捐纳，又有能力参与这些公共事业。那么，他的“致富之道”是什么呢？这里有必要提到当地兴盛的茧绸经济。据刊于清末的《野蚕录》称：“今之茧绸，以莱为盛，莱之昌邑柳疃集，为丝业荟萃之区，机户如林，商贾骈坒，茧绸之名，溢于四远，除各直省外，至于新疆、回疆、前后藏、内外蒙古，裨贩络绎，不绝于道，镖车之来，十数里衔尾相接，其银价，比邻境恒低一二百文，邻境之购银者，无不唯柳疃是趋，以区区一市镇，而有炉房八家，其输入者可知矣。绸之差等不一，其行于两藏者为最上，每匹加重至一倍有余，利亦倍徙，至运往两蒙者，则山绸也，近年以来，复畅销于外洋，幅面加宽至二尺四寸或二尺六寸不等，绸亦精致。间有刘姓巨商，与各商联合资本，设立公司，拟将茧绸加大改良，以便专售洋庄，并拟用双龙、双鱼等商标，以重信用，刻有招股简章十二条，待股招齐，即行开办，是亦挽回利权之一端也。”由此推测，梁怀思极可能靠“经商”致富，而不是“耕读”，他也是因此而起的一名“巨商”，由此为他成为一名“巨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之类似，夏氏家族也是一个缙绅家族，夏星魁、夏选魁、夏俊魁显然是兄弟关系。其中，夏选魁、夏俊魁是公认的绅士，梁怀思与之分别重修过城隍庙和关帝庙，在“修志姓氏”的“采访”中还有夏俊魁其之子候选训导、附贡生夏文彬的名字，而夏星魁是光绪二十三年的岁贡。此外，魏桂五是“乡饮大宾，议叙五品”。至于许殿魁，有报道称其为许沼元。王霞亭说他是“清宣统间在昌邑卸职的千总武官”，报道称其为“前清已革外委”。据记载：“莱州营分防昌邑汛千总一员。防署在县治所东，统领马兵十二名，步兵二十四名。光绪二十八年，奉文马、步兵全裁，设余丁一名。”“莱州营分防昌邑汛外委一人。遇有缉匪事宜，由千总署遣拨。”因此，他极有可能是县志记载的外委许殿元（登州人，行伍）本人或者其兄弟。在县志图中，可以找到千总署的位置。概言之，绅士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拥有“非正式的权力”，“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些昌邑的精英们给出了具体的实例。
总之，梁怀思在地方志书里的亮相展现了帝国体系之下士绅的典型面貌，而这些以士绅为主的地方精英都与帝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清末地方社会的变动中，他们面临来自另一类型精英的挑战。
（二）合邑之倡：精英积怨与大集上的剪发
与之不同，“新学界”代表着一种新的精英类型，他们同样与帝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帝国的新政不但给了他们生存空间，还使他们乘机重构了地方政治的权力结构，而议参两会是其中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以士绅为主的传统精英和以新学界为代表的新潮精英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
在1910年12月的《山东自治报》上，一条批牍对昌邑县的自治选举表达了赞赏，另一条批牍则反映了其中不和谐的一幕，它的主角分别是刘瀛海和梁怀思：
禀悉。该县议事会长梁怀思，果如来禀所云，殊属不堪会长之任，但列为选民时即应据实禀揭，以重自治，今因举为会长始来陈明，显有挟嫌情弊。本应置之不理，因议事会长关系重大，候行昌邑县秉公查办，仰即知照。此缴。
刘瀛海是前清优增生，光绪年间，“洞观时局变迁，乃慨然以兴学为己任”，先后成立高初两等小学堂、乙种实业学校、简易识字学塾、女学校，后又接充县视学兼劝学员长，“一时之闻风兴学者七十有余处”。在后来的记载里，除了“平时结交官长，与役吏狼狈为奸”外，梁怀思还有一大罪状是“把持学款”。此事应与高等小学堂有关，因为其前身凤鸣书院“历年租入及集款生息，以资延师课士”。在众多的集款人名录，梁克襄赫然在列，他捐款三十五缗。虽然没有机会参与此次道光年间的捐款，但是作为邑中巨富和巨绅的梁怀思极有机会参与这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学款的管理。可见而知，“新学界”与梁怀思会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关系。议参两会的第一项议案戒鸦片、禁赌博，直接针对的就是许殿魁。王国恩烈士碑文称：“其功尤异者，自出巨款筹备戒烟所。凡入所戒烟者，饮食而药，悉为置备。一时赖以脱黑籍而得自立者，不可胜数。……及为参事会员，秉公持正，不避嫌怨，官府种种积弊扫除无余，以故劣绅蠹役侧目焉。”而许殿魁“经营烟馆赌局，勾结三班六房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对议参两会特别是对王国恩为首筹办的戒烟所等更是视若寇仇”。由此可得印证。这就是报道所谓议参两会曾“攻讦梁许之不法而加以摈斥”背后的事情。此外，据朱镜清的碑文称，“岁辛亥被举为参事委员，剔除衙蠹及车差扰民者，揭盐官陋规为自治费”。另一段记载可以看作对此事的反映：“富国场务所长张世权呈报公署，谓昌邑参事会刻发贩盐腰牌，派人收费，俨同行政官署，实属侵越权限，请为查禁等语。民政长已指令胶东观察使，派员往查，务将腰牌一律追销，以清权限。”可见，地方自治加剧了新旧精英之间的矛盾，而议参两会的四项议案更是极大地触动了多个群体的利益，“新学界”由此成为了众矢之的。随着民国的建立，这种紧张的地方社群关系既剧烈，又微妙。当此之际，演说团来到了昌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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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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