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省昌邑一县地属偏瘠，人尚强悍，新政虽开办多年，而风气锢滞，仍如往昔。自提倡共和，各省纷纷剪发，而该处商民皆认旧习，即在衙署役吏亦莫不以腐败自守，总不肯稍异形式，以为改革进步。昨经王民政长宰斯邑，渠本革命中人，到任即提倡办理新政，首以剪发为急务，先用强迫手段将本署内之役吏概行剪发。斯言一出，无如役吏大肆暴动，以白刃相对待，将署中各执事人以及本城内议员绅士人等杀死三十余名，复将王令提而缚之，缚将惨命，该王令叩首请求，使得脱逃。该役吏作此不法之行为，势将大起变动，经周都督派队弹压并将该吏等尽法惩治矣。

　　另一则报道则详述了相关的另一场残杀：

　　山东昌邑县前次因剪发酿出风潮，迭见本报。从前主张剪发最力者为自治会绅士庞君，庞当时已为县差杀毙。现因省委到县，将反对剪发劣绅之夏、梁各绅一并逮捕，并将县署书差四十七人正法。不意省委回济南之后，复有县署书差以此次祸首系庞绅，该绅虽死尚不足以蔽其辜，遂聚众至庞绅家中，不分老幼男女三十余人一律杀毙，以抵书差四十余人之命，真可谓惨无人道。据该邑旅京商人云，此次省委到县，并未调查，亦未认供，借点名为由，凡应点书差四十七人，不分皂白，全行正法，办理实属残暴，其中冤抑甚多。然该书差等不作正当之申诉，竟杀庞姓全家以报复，亦太野蛮。以此杀机大启，该县将永无宁日云。

　　不难发现，起因还是剪发，主角还是吏役。实际上，利益是此出地方剧里最大的主角，只是它涂着太厚的油彩，需要仔细的审视和辨别。

　　次年，一座烈士祠在参事会故址（也就是地藏庵旧址）上出现了，这是将夏家全部家产没收官卖而创建起来的。与忠孝祠相比，这在县城图中倒是一个新的景观。此外，新任县长还曾来到王家楼，召集卜庄社各村负责人，将庙田划为学田，以国家的名义结束了“庙田之争”。

　　在这个民国元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里，有太多的生命为“新国”做出了“献祭”，无论他们是后来被称为“烈士”的，还是被称为“暴徒”的。而开启这一系列的连环杀机的，似乎仅仅是几缕微不足道的头发。

　　（二）发辫与公权：“国犯”问题的消解

　　当年，山东省出现了一场关于发辫与公权的论争。此事可以看作这一系列惨案的结束。

　　事情起因于山东都督通令各州县，凡人民不剪发者，一律停止其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讼诉权等。对此，山东旅外同乡会联合会向大总统表达了异议，“因查发辫一物，只有卫生上之关系，活动上之关系，并无政治上之关系。若选举权、被选举权为人民参政之必要，民主立宪之精神，讼诉权又为生命财产之保障，利害关系尤为密切，下之君主专制国，无不有之。矧民国肇造，百度维新，一般官吏宜如何尊重民权，以巩固共和国家之基础。讵料都督竟以至微末之发辫，停止最重要之民权。按之国会议员选举法、省议会选举法、现行民刑讼诉法，均无此条法律，为命令所变更，殊于国家统一大有妨碍。即就事实一方面言之，消极者放弃公权，国家政治无由监督，积极者激成事变，社会秩序碍难维持。本会纵观鲁省，兼顾大局，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为此呈恳大总统速饬该都督取消此令，以保国法而重民权”。山东都督府于当年10月13日奉到国务院来咨，对上述意见作了肯定的回复：“因查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讼诉权，均系人民最重公权，凡人民具有此项公权者，非有法律规定，不得擅为停止。东省有无因发辫停止公权命令，本院无从深悉，相应咨行查核办理可也。”共和促进会之所以来到昌邑，正与这位山东都督有关。尽管没有言明，此次命令很可能与昌邑事件有莫大的关联，而它确实是一个积极者激成的事变。显然，“发辫一物只有卫生上之关系，活动上之关系，并无政治上之关系”，这种说法恰恰暴露了剪发令本身的困境：卫生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交错编制于发辫之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一定程度上，国务院的来咨消解了剪发令里的“国犯”问题。

　　二十多年后，在由这一惨案的一位幸免于难者总撰的县志残稿里，这一事件被定性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这种叙事标明了一套新的国家话语，却无法梳理出它具有的复杂而深广的脉络。“杀秃子”并非只是个案，它折射了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发生的复杂影像。与昌邑事件差不多同时，“烟台保发会首领吴敬之谭虚谷等被剪发团将辫割去，吴谭等迁怒军界，以商会名义要挟军政府□办，否则令各商家全体罢市。军政府恐市面纷扰，已宣布自由剪发。该首领等尤抵死争持，强迫各商罢市更力。剪发团观此益愤，誓非一律翦尽不已克。”而“商人不愿剪发，要求日美领事干涉，剪发团军学界均愤其丧权辱国”。而保发会一类的组织在当时并不鲜见。还是在当年，“光复”后的文登革命党人“把强迫剪发看作天字第一号的工作”，为“地主豪绅”提供了“反抗的口实和机会”，他们“杀进城去，凡剪发者，无一漏网”。另一个复辟事件更是可供比较。1912年2月11日，荣成的前清知县、千总、班房吏役（为首之一为刑房书吏）以及绅士等联合起来勾结亡命之徒“复辟”，“秃子尾巴长不了”、“不杀秃子天下会大乱”就是他们的口号。一位同样带着假辫子逃脱的亲历者说：“荣成城陷后，四乡的秀才、童生、土财主（地主），以及地痞、流氓等，都蠢蠢暗动，诡谋蜂起，响应袁匪。（其中十之九是带着乘机公报私仇的因素，并非其效忠于皇帝）村村喊着‘捉秃子’（顽民叫革命党是秃子）；我们真是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当时不但参加革命的，凡是入过学堂念过新书，顽民叱为‘洋学生’的，都有危险。”此事件发生在剪发令颁布之前，发辫在此已然成为了“国犯”，当然这是在与剪发令相反的意义上，此国乃帝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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