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世运维新：清末新政与地方社群裂变
正如歌谣所言，这一突发事件与剪发令的颁布有着毋庸置疑的直接关系，但完全归之于此，则过于简单。因为在清末地方社会所发生的深层变动中，错综复杂纠缠在一起的“惨案之根”早已伏下，这次暴动只是昌邑县城内本已紧张的社群冲突的一次激烈爆发。
先从那所高等小学堂说起。在1907年修成的《昌邑县续志》里，一篇序言点到了这座学堂：“学堂之数，自城内高等小学堂及官立四十区外，合之公立并私塾改良不下数百区，就学儿童达千数。”它还提到地方志与当地教育的关系：“地方官能与其地之缙绅先生实行续修，则本地之小学教员可执是书为编课之参考焉。”毫无疑问，此番言论是清末改革的背景下发出的，而学堂是作为其结果的新式教育的象征，这本志书也对它作了专门的介绍：
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年，奉文停科场，立学堂。知县吴延祚改凤鸣书院为高等小学堂，聘通中西学教习各一。由县考取童生，十五岁以下、二十五岁以上者，正副课各三十名，充学堂生，按日训课，四年毕业，升入中学堂。内附师范讲习所，聘教习一人，必兼通西学者或学堂教习兼理，考取廪、增、附监生四十名，三年毕业速成科一年，待选蒙学堂教习。一切堂规皆遵奏定章程，学生经费，其正课初资、书院集款，及阖邑捐筹。
对于建学堂的意义，另一篇序言里有着更为清晰的阐发：“沧桑几变，世运维新，凡巡警、邮电、路矿以及农商工艺诸政，次第毕举，而建学堂培人材，尤为要图。”作为当地官立的最高学府，这所从书院转换而来的学堂正是帝国维新要图的最集中体现。
“建学堂”以隐蔽的方式扮演了“世运维新”的角色，但不是以清王朝所希望的方式。一个被称为“新学界”的新社群借机在昌邑出现，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同盟会员。据称，1906年，山东进入了“革命高潮”，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学堂，“各同盟会员极端保守秘密，均以‘新学界’面目出现。彼时清政府始停科举，设学堂，旧社会顽固份子，尚在阻挠学堂。所谓‘新学界’，系区别于旧顽固而言。”昌邑即是如此：“山东同盟会支部成立后，各地同志设学校于各州县，以为宣传主义，收揽同志之主要机关。昌邑于恩波、张书绅发起创立育秀小学于于家郜时，环境恶劣，谣诼纷兴。于张等以不满百元之开办费，招生上课，分任执教；所招生皆一时之俊拔，其尤者卞绍汉、王德渊、徐兰村、徐靖如等，介绍入盟，师生一体，与恶劣之环境奋斗。于是，邑中同志均以学校为中心集合地，各地同志往来胶东者，亦以该校为唯一之东道者。嗣由王廷俊与兄班侯，及同社刘素文、徐靖如、徐肖武、王文曲等，创立小学于王家楼，王子阶设学于伍塔，王国恩设学于密埠，朱文海、刘瀛海办学于北孟，遥与育秀相呼应，积极为革命之进行。”因此，“自是邑中革命空气益见紧张”。
“新学界”崛起对地方社群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其间多有激烈冲突，尤以因“创办学校”而“外负众怨”为甚，“所谓死则同祸者”多是如此。此次惨案实由此发端。例如，王家楼成德高等小学堂建立时发生了一场“庙田之争”。根据口述材料，详情如下：
王家楼东北角有一座府君庙，原系明朝王家楼王姓之家庙，当初王某随正德皇帝当差，被封为鸿胪寺之职，告老还家后盖了一座楼叫王家楼，并有家庙。后家庙积年失修，接近倒塌。清末，王家楼有一张姓妇女，信佛教，有活动能力，声称府君爷托梦修庙，便自称会首，在卜庄社（包括王家楼、卜庄、站里、白衣庙、金山等村）范围内募捐，重修府君庙。并将余资置庙田三十亩，分别租给以上各村耕种，租金收入供应庙堂香火，学堂兴建之前，由王彰民为首组织筹备，参加者有王家楼村王班侯（彰民之兄）、王文渠、刘素文（村中有影响的人物）和卜庄村的徐锡田、徐靖宇（进步教师）等。为解决这校资金，拟将庙田租金划归学堂，并分头到以上各村进行协商。卜庄、王家楼、站里、金山等村皆表示同意，唯白衣庙村不赞成，其原因一是不愿交出既得利益，二是该村在清代中前期曾经有过一门两进士，树有旗杆，思想正统，说办学堂为不规。是年秋，筹备人员第三次约白衣店村负责人到府君庙协商，王彰民等按时到达。商谈还未开始，早己暗伏有庙内的二、三十个青壮年跳了出来，不由分说，将王彰民等人拳打脚踢，打倒拉起来再打，直打的头破血流，目不忍睹，皆成重伤。事后王彰民等非常气忿，遂起诉于昌邑县衙；知县虽受理了此案，但对普遍办学堂之举，态度并不明朗，加之白衣庙村自知理屈，已在县衙中暗做手脚，使案件暂时搁置起来。王彰民等丝毫没有动摇办学堂的决心，反而更加努力。学田一时解决不了，便设法解决校舍，筹备人员刘素文亲自动员其三叔刘家福，无偿捐献出自己的五亩宅基地，以做建校舍之用。此时，王彰民一面报告县府，对刘家福先生予以嘉奖（奖红缨帽子一顶），一面在各村宣传募捐，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各为办学堂出一把力。出于人心所向，行动迅速，终于1907年秋后，很快建起校舍十二间。从此，成德高等小学堂在斗争中开学了，原育秀学堂的大学生也全都迁来。
此事就是王彰民的碑文所记“及游学东莱师范毕业后，破产兴学，凌辱经百折，不少挫。”府君庙在各版本的县志里有多次记载，位置在城西三里新郭社，而唯独光绪本不见踪影，大概正是失修之时。而惨案后流传那句可怕的歌谣，其来源即是此次纷争。这就不难理解高等小学堂为什么会成为惨案的一个重要发生地了。
“建学堂”为“新学界”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和必要的生存空间，而清王朝的另一新政则使它所带来的地方紧张关系以更为醒目的方式显现出来。1910年12月《山东自治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批牍：“禀册均悉。该县抵任未久，将自治选举办理完竣，有条不紊，足见留心要政，殊堪嘉尚。”然而，这项“要政”也给昌邑县带来了社群关系的急剧紧张，“自治选举”是导致这一切的关键。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