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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江县华阳桥乡，1958年的平整土地被视为是有利于机械化发展的重要举措。1958年的要求是：“在耕作区范围内，地平面差度一般不超过0.5-1市尺，成片地至少在1000亩以上，且要求地形端正，一般呈长方形。”对耕作区的坟墓和台基，官方要求迁移或下埋。耕作区内也填了许多小河浜。“对大涨泾、官绍塘等10大河港需要疏浚以利灌溉和用水；其他支河小港，其对机耕不利而工程较小的，1959年内予以填平，工程较大的，以后逐年填平。”太仓县的太星大队有海塘，有潮水的感潮，有低地与高地的景观。为防潮水倒灌，有一系列的圩堤。集体化时期整修大、中、小圩堤，建造水闸。这是在传统守堤基础上的建设。1964年暴雨时，“大队支部党员亲临第一线，带领贫下中农，日夜守护圩堤，指挥排涝。”方法为：“严格做到内河与外河，河和田，高田与低田三分开，先排低，后排高，先紧后缓。”在嘉兴的圩荡田区，那里原来的景观是一个个的圩头，四周环河，外河的水位，常与圩内田面相平或略高于圩心。这种传统的溇港围田，现在已成为文化遗产。1958年以后的整地，破坏了这种形态。集体整修圩埂，打井疏河，打坝并圩。打坝并圩是用打坝方法封堵圩与圩之间的河道，使原来小圩成大圩，规模在1000亩左右。圩与圩之间的河也成了圩内河道。这种作法改变了特有的低洼地带的小圩田景观。
海宁县袁花公社的农民将小规模的桑基稻田和水塘视为金饭碗，到集体化时代，这种金饭碗被定义为落后的小农思想。小水面、小桑园、小田漾被全面整治。“全社已有田漾二千零六十五只，二万六千八百一十五亩，规划为六百零五只田漾。三万一千二百零七亩。专桑二千七百零三块，九千八百七十二亩，规划为六百零二块，一万零五百二十亩。旱地二千四百二十五块，规划改成三百七十二块。三千五百八十二亩。”随着田块方格化，桑基鱼塘发生了变化。水塘、稻田和桑树被统一规格化了。徐琪的《太湖地区水稻土》一书1979年彩色图片所展示的吴县洞庭公社的桑基鱼塘方方正正，吴兴县苕南公社的稻田与桑基也方方正正。桐乡县提倡小圩并大圩，小田畈并大畈，根据河流、浜与稻田的位置进行合并。小田畈并入大畈以后拆掉田埂，一般田畈3-4亩一块。还要将低田变成高田，在这过程中，田边旱地上的几棵小桑树也要移栽。由于桑蚕业的重要，官方加强了专业桑园建设。桐乡县蚕种场为保护传统的桑园，不使间作作物进入桑园。
四、结语
农村改革后的新体制适合了小农的经营规模。这一小规模经营，没有了古代小农的那种田园诗化，田野的森林却因绿色革命的成绩而得到了恢复。但是，乡村景观的建设却仍然延续近代景观混乱化的倾向。河流、田地和植物的田园风光没有恢复，甚至连集体化时代的那种简单化田野的生机都被破坏了。简单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江南田野的河流、道路与村庄都被大规模地改变，简单的现代化设施使田野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化状态。中国乡村的去传统化、去生态化的大趋势之所以形成，是19世纪西方与苏联的思想影响所致。中国本土的传统审美，一直处于被改造和被取缔的状态。宋代的江南田园风光构成中国江南地区古典古代的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文明却在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经营的衰退出现了大衰退。但即使在近代的破败环境下，其景观仍有传统审美的影子，最近60多年来的发展则几乎将这些影子消除殆尽。传统品味与传统景观同时衰落，共同空间的管理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宋代田园诗的大盛与田园风光的优美是大量存在的。明清时期，野外景观大量丢失破坏，加上传统中央集权下乡村管理能力的缺失，公地悲剧下的景观衰退不可避免。但是，明清士人仍可以在田野中寻求田园风光，而现代的江南田野，则基本上没有传统的审美空间。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强大景观管理体制，却失之于简单化与权力化。最近三十年的简单城市化影响，更是使传统审美倾向几乎消失殆尽。笔者曾在2005年和2016年对桐乡市杨园村进行过采访。2005年的杨园村尚有传统的桑园和村落形态，而2016年的杨园村已成为城区边缘，农田尚有，农民却居住在楼房式的小区内。农民没有西方种植业的景观理念，也没有杨园先生的传统审美，不是宅旁种竹，而是高楼前面种菜和杂粮，把本为公共空间的绿地种了菜。重建乡村景观须注重传统风格的古典田野景观，这不是单靠西式的设计规划所能成就的事，更需要一种古典生态文明的知识传承和文化传承。值得欣慰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领袖开始对江南小镇与传统田园产生了恢复的欲望，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和审美趣味的提升，古典风韵的田园风光建设将为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文章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0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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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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