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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儿”在松鸣岩区域开拓了多场域的传承
(一)“花儿”在松鸣岩区域的固有传承场域
“会”是“花儿”生存的重要文化空间。当前的花儿会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原生花儿会，即历史上一直有这么个“会”，并且在这个“会”上历来有唱“花儿”的风俗；一种是次生花儿会，即历史上一直有这么个“会”，但是这个“会”上历来有不唱“花儿”的风俗，近些年在一些好事者的撮合下才逐渐在这个会上唱开了“花儿”；还有一种是新生花儿会，即历史上原本没有这么个“会”，近年在个人或政府的助力下兴起的专门以唱“花儿”为目的的花儿会。
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会大都属于第一种类型，是一种原生花儿会。其中的代表者有：松鸣岩花儿会、湫池沟花儿会、寺沟花儿会和半草岭花儿会。这四处花儿会，都与当地历史上农牧业生活背景下所形成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松鸣岩花儿会、湫池沟花儿会以“龙华会”仪式活动为依托；寺沟花儿会、半草岭花儿会以打醮祈禳仪式活动为依托。时至今日，每个“会”原本的主角———宗教仪式活动有所式微，反之原本的配角———“花儿”演唱活动倒兴盛起来。
松鸣岩花儿会、寺沟花儿会与湫池沟花儿会，三者一脉相承。这三个花儿会的会场在地理位置上呈三角形分布，其中松鸣岩位于和政县南部约23公里处，湫池沟位于和政县西北部约4公里处，寺沟位于和政县西南部约15公里处。这三个花儿会的会期围绕端午节依次排开，首先是农历四月二十六至二十八的松鸣岩花儿会，接着是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三的湫池沟花儿会，然后是农历五月初五、初六的寺沟花儿会。关于这三者，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三姐妹的传说。相传龙华圣母有三个女儿———大姐金萧、二姐银萧、三姐玉萧。姐妹三人因羡慕人间的欢乐于是一齐降下凡间，大姐金萧落在了松鸣岩，二姐银萧落在了寺沟，三姐玉萧则落在了湫池沟。这个传说在当地还有其他异文版本，这里不再赘述。
半草岭位于和政县罗家集乡和买家集镇的接壤地带。此处花儿会源自于每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半草岭“六月黄会”中的“花儿”演唱活动。在“六月黄会”上，上半草岭的人们聚集唱“花儿”，下半草岭的民众打醮祈神。“据老人们回忆，清代以来这里就举行花儿会。历史上这里的群众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年三月打春苗醮，六月二十三在半草岭举行祈神保佑庄稼成熟的佛事活动和民间艺术活动。”
在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会山场上，“花儿”歌手是最为风光的焦点人物，来自周边县乡的“花儿”爱好者拥簇着他们。歌手走到哪里，听众便跟到哪里；歌手停到哪里，听众便停到哪里。直到唱和“花儿”的人彼此相遇，对唱开来，于是山场上便随之形成了一处又一处被层层围拢的“花儿”摊子。歌手们的“花儿”演唱形式主要是独唱和对唱，还有一些歌手采用伴奏唱，最常见的伴奏乐器是二胡，也有个别歌手为了既省力又保证音量的传播距离而采用扩音器。在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会上还有一种伴奏乐器独具地方特色，当地人称之为“咪咪”。
(二)“花儿”在松鸣岩区域的新兴传承场域
在松鸣岩区域，为了保障“花儿”的活态传承，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尽量地为“花儿”开拓一些新兴的生存空间，比如“花儿”学校、“花儿”艺术团、“花儿”赛事、“花儿”专著出版等。
在紧临松鸣岩景区的松鸣镇科托村有一所“花儿”学校，其创建者便是上文提到的马金山。在传统生活中，“花儿”通常是不允许在村庄里唱的。河州花儿里专门有这样一首告诫“花儿”：“花椒树上你嫑上，你上时树刺儿扎哩；进了庄子你嫑唱，你唱时老汉们骂哩。”科托村是东乡族聚居区，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花儿学校开办之初，村民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对于在村庄里兴办“花儿”学校都比较抵触。后来经过马金山的多方努力，村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花儿”学校。多年来，在这个学校接受过“花儿”培训的学生，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有临夏州本地的学生，也有来自甘肃甘南和青海湟南等地的学生；有汉族学生，也有少数民族学生。
“松鸣岩花儿艺术团”组建于2007年，它主要通过招聘的方式来吸收优秀“花儿”艺术人才。对于“花儿”歌手来说，“花儿”演唱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进入“花儿”艺术团以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编排、演出以“花儿”音乐、“花儿”唱词为基调的“花儿剧”、“花儿”舞蹈，从而将“花儿”文化推向更广阔的艺术舞台。松鸣岩区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花儿”歌手，都曾是这个艺术团的演职人员，比如马金山、马玉芝、雷兰芳、尹成芳、蒋兰英、罗文英、杨伟忠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加入到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传承工作中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是组织举办“花儿”赛事和印刷发行“花儿”读物。前者比如1982年至1984年举办的“花儿赛唱会”，1998年至2001年举办的甘肃河州花儿艺术节暨和政松鸣岩旅游观光节，2005年、2006年、2011年举办的中国西部花儿(民歌)歌手邀请赛，2014年举办的中国原生民歌大赛等等。后者比如《宁河花儿缀集(第一集)》《宁河花儿缀集(第二集)》《松鸣岩花儿曲令集》《松鸣岩原生态花儿》等等。此外，近年来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松鸣岩所在的和政县、临夏州，开展了更加丰富的“花儿”传承保护工作，比如“花儿”进校园、“花儿”学术研讨会、“花儿”传承人培养等等，这些对于“花儿”的活态传承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松鸣岩区域“花儿”活态传承的根本动力
就族群分布而言，松鸣岩周边是个多民族聚居区。各族民众在这片土地上小聚居大杂居，在生活上彼此交融，在文化上彼此交流。松鸣岩，每年最热闹的时节是在农历四月二十六至二十八的“龙华会”，即民众口中的“四月八”。松鸣岩的“四月八”曾经一度是汉藏等民族重要的物资交流集会。会期，甘南牧区的藏族民众和松鸣岩农耕区的汉族民众分别带着物产，在松鸣岩宿营几天，除了进行物资交流、拜神佛、游山景，便是“花儿”唱和。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合作”作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驻地进行行政建置以后，才逐渐消失。当下，每逢会期，临夏州的和政县、广河县、东乡县、康乐县、临夏市、临夏县，甚至兰州以及其他各地的民众，都纷纷前来。此时的松鸣岩，既是花儿会也是“龙华会”。会场上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更呈现出形态丰富的多民族文化样貌来。比如汉族、藏族民众到寺院里举行“龙华会”宗教仪式活动，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民众在会场上从事商贸交易活动，各族民众来景区踏青郊游，去山场上唱和“花儿”。在“花儿”对唱中，既有同民族歌手相互之间的对唱，也有不同民族间的歌手相互对唱。会期的松鸣岩便是“花儿”的海洋，便是歌手的天下。
以前，松鸣岩区域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花儿”不离口的。牙含章在20世纪30年代与张亚雄的交流中，曾告诉后者说：
敝邑(指河州)野曲，多为男女合唱，随时随地皆可为歌唱的场所，即在操作时间，只要口齿有暇，便是对唱的时机，所有的曲子都是一唱一和，没有单独歌唱的，譬如男子唱道：(一二九)仁贵征东不征西，没知道杨满堂反的。我心里没有丢你的意，没知道你丢下我的!女的便对唱如下(一三○)三个石头支罗锅，三个人浪花园哩。你丢我的心抱想!我丢了你，对太阳发的个愿哩!
牙含章的家乡正在松鸣岩的山脚下，他是甘肃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村人。与之相对，当前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花儿”在松鸣岩区域的民众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变少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是决定松鸣岩区域“花儿”活态传承的根本原因呢?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
在松鸣岩区域，“花儿”受众广泛，对于它的受众群体而言，“花儿”是他们的文化自享。这也是“花儿”能够在松鸣岩区域保持活态传承的根本动力。可以说，“花儿”在松鸣岩区域之所以能够活态地传承，既不是因为生产发展的需要，也不是因为舞台表演的精彩，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文化自享需求与满足。这种文化自享需求，是一种让他们能够重建自我、实现自我、强化自我的需求，而这个可以满足他们实现“做自己”需求的过程，是在由“花儿”所建构的特定场域里完成的。
关于“花儿”在松鸣岩区域活态传承的根本动力这个问题，它还引导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些思考。首先，“花儿”是什么?笔者认为，“花儿”是一种解读。它解读生活、解读生命、解读时代；它让它的受众自己去解读，用民众自己的语言体系、思维逻辑去解读这一切。其次，对于其受众来说，“花儿”意味着什么?对于“花儿”的受众而言，“花儿”是一种特殊介质。它让它的受众可以借由它去搭建起一个特定时空，受众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下能够真正地做自己。那是由“花儿”主宰的时空，在这个时空下“花儿”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具有杰出的“花儿”歌唱才华的人是这个时空中最耀眼的主角。这也是“花儿”的价值所在：给“花儿”的受众———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底层的“草根”，一个重拾自我、昂首面世的可能。再次，对于“花儿”而言，怎样才是活态传承?举办“花儿”比赛，评选出“歌王”“歌后”；在登记入册的“传承人”身上下大力气培养；组织多级别、多类型的“花儿”演出，等等；这些都是促进“花儿”活态传承很有效的办法。但是要做到“花儿”的活态传承，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人唱、有人听，而且是自发自觉地去唱和听。试想，“花儿”作为民歌之一种，如果其施、受主体不是民众，那它还是什么“民”歌呢?如果民众不去唱，也没有民众去听，不论是不愿、还是不会，那它还称得上是活着的民歌吗?故而，当前在从事“花儿”活态传承的工作中，要由眼光往“上”看的精英关注，转变为眼光往“下”看的草根关注。要加强“花儿”受众群体的培育，“草根”才是真正能够保障“花儿”活态传承下去的基础力量。
五、结语
纵观历史，可以说“花儿”在松鸣岩区域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活态传承。一方面，“花儿”在生存代际上，保持着连续绵延。“花儿”在松鸣岩区域的累代承继，为它在后世的活态传承描画了清晰的生命脉络，储存了强大的生命能量。这样一来，即使“花儿”在传承过程中偶有间断，其后也能够凭借这个生命母本重获新生。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花儿”歌者，对同一内容题材进行着程式化地歌唱。程式化传承，是“花儿”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建立起来的自身生存法则，维持着“花儿”的生命运转。人们要实现“花儿”的活态传承就需要懂得这个法则，遵循这个法则。
在传统生活中，松鸣岩周边的“花儿”历来是在山野之中，于社会底层群体的口耳之间濡染习得。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当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这里的“花儿”其传承机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以服务城镇大众文化生活为己任的“花儿艺术团”，奔赴各地开展“花儿”舞台表演；比如以“花儿”人才培养为目的的“花儿学校”，积极从事“花儿”传承的教学活动；比如以“花儿”演唱比赛为内容的“花儿赛会”，常态化地进行“花儿”技艺切磋交流；比如以出版物为抓手的“花儿成果”，推动了“花儿”在地方的学术建设。这些新兴的“花儿”传承模式，扩大了“花儿”的受众群体，为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不论是文献记录，还是民众口述，抑或是田野实践，都向我们展示出：“花儿”这支歌，在松鸣岩这个地方，从过去唱到了现在。在松鸣岩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花儿”的“现在”不是“过去”的残存，它就是鲜活的“当下”。民众的文化自享，决定着“花儿”在松鸣岩区域得以活态传承。推动“花儿”在松鸣岩继续活态地传承下去的力量在民间。不论是舞台也好，还是田野也好，还是庙会也好，还是课堂也好，只要民众能在这唱或听的过程中自感“花儿”之乐，便是为“花儿”传承养成了一分“活”力，蓄下了一分“生”机。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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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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