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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关键词：城市民俗学；生活技术；柳田国男；经世济民
一、城市民俗学的前提
一直以来我都以北陆地区的旧城下町金泽为城市民俗的研究对象，其中，有两个民俗事象是我一直以来很感兴趣却未曾触及的。
其中之一是名为共用水井的民俗术语所代表的事例。共用水井多出现在位于金泽市区偏北侧的地带，此地区旧名七连区，自古以来因居住者多为匠人及打零工者而出名。从前在狭小的地域中，住宅修建得十分密集，不能在每户人家都开凿水井，于是由两户人家共用一个水井，中间用墙壁隔开，这便是共用水井。
此地区位于卯辰山的山麓，从地势上来说开凿水井并不十分困难。而据当地的有识之士所说，或许是因为使用共用水井的人家略有些难为情吧，至今为止没有人公开声称自家用的是共用水井，所以我们几乎无法确认其分布地区及数量。
顺便一提，从藩政期开始到明治初年为止，武士以及大商人家均持有一口以上的水井，且每个町内还设有总水井。
到了明治中期以后水井越加普及，例如联排长屋等据说便以十户人家一口井的比例设置了总水井。
因此，共用水井应当是从开始普及屋内水井的明治后期开始，直到市里出现自来水工程的昭和6年期间流行的水井的形态。
无论如何，在当时，拥有水井的背后还暗含着其社会地位。极其贫困的家庭在自来水普及以前，或是依赖总水井，或是清晨从流经市内的犀川、浅野川或水渠中打来河水，倒到屋内的水瓶里当作饮用水。由此可见，即使是两户共用一口水井，如果不是财产稍有富余的家庭也是做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几乎不曾与外人谈起过共用水井，而是私底下使用着它。实际上，要统计出曾经有过的共用水井的具体数目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毫无疑问，共用水井确实曾经在这个城区存在过。
与此相似的是，名为潜胎内的民俗学事象。其意义可能来源于“潜胎内”的含义。
潜胎内同样是可见于明治后期至昭和20年代的事象。虽说并不十分确定，然而目前关于潜胎内有两种说法，一是指所谓的联排长屋住宅的情况，另一种则是指房东院内的长屋居住者，用以穿过面向街道的房东家的出入口。
也就是说，金泽的旧城下町在明治初年的废藩置县之后，因武士的衰败及曾处于其庇护下的御用商人的没落等原因，曾经历过整个城镇都经济疲软的时代。于是武士的家宅及商人的住宅地相继被售卖，其持有者的变更使得城镇的状况也为之一变。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横向较广的商家将家中的偏房打通造出一条通道，在家中空地或者后院里建联排长屋，与人签出租合同引人入住。从房屋前方的道路看就好像住在长屋的人潜入了房东家的泥胎内一般，故名潜胎内。
这个事例同样现今未见一例，连其痕迹也无一留存。
因此，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实际上的全貌，然而，依照传闻，可知潜胎内曾广泛散布在金泽全市，而此事例却只有生活在联排长屋周边的人才知晓。
并且，从传承的内容中可判断出，江户时代并没有潜胎内，潜胎内是伴随着明治以后的，所谓近代城市的出现而兴起，后又消失的一种只存在于一定期间内的习俗。
也就是说，这两个事例都是在近代城市社会的环境中产生的，属于居住方式的技术传承。并且，它们都仅在数十年间发挥了作用，只要城市的环境发生变化，它们就立即被完全不同的居住技术替代。进一步说，与此类似的事例也大量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直到今天，新民俗产生又消失的循环还在不断重复着。
但是，仔细考虑的话，这样的事例究竟是否拥有能称之为“民俗”的特征呢？民俗，据和歌森太郎所说，必须历经三代人并得到固定，而若是只在一代人中普及的生活事象附上地域性的民俗用语都能成为民俗的对象的话，那么这时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歌森的定义了。并且，如果重新进行城市民俗调查，或是查清过去的数据，或可推断出这类与风俗现象存在若干不同的城市民俗事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总之，我们姑且称此类事象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
我把至今为止对城市民俗学的思考简略概述如下。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俗社会如今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日本人口的7-8成都居住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们都不得不以城市生活方式生活。
这里说的城市，到底是指什么呢？至今，在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中都没有对城市进行充分的概念性讨论和确认。因此，研究城市的民俗学者们都只是各自凭借自身的印象擅自对城市进行界定。
民俗学界的柳田国男在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较早的时期，就已经着眼于日本民俗社会的变化，即城市化的趋势，创作出了《城市与农村》（1929）及《明治大正史世态篇》（1931）等书，并因其中指出了诸多问题而声名远扬。柳田在其中明确指出“城市是外来文化的窗口”。
也就是说，这至少意味着日本的城市文化深受外国的影响，它是一种混杂着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
只是，柳田对于外来文化，即西方的新型科学技术及信息，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与民俗变化是否等同视之，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今后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并且，从70年代后期开始，在民俗学中城市民俗学也开始受到关注，虽说至今为止民俗学家们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无数的讨论，然而直到现在，关于其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的讨论仍层出不穷。
我个人提倡的观点，引申自竹田听州于1975年巧妙地提出的“城市中亦有常民文化”这一城市民俗论的基本观点。我们必须重新把目光转向与近代化未必无关的，又与农村社会不同的，具有城市性的，或者说由城市单独产生的民间传承，即“城市中生成的民俗”，并运用历史学方法论确定其存在。
以及，柳田的《明治大正史世态篇》欲将“解说世态之学”充作民俗学的目的之一，这并不难理解。然而它同时如何承担民俗学的另一个目的——“经世济民之学”的作用，则必须结合今天民俗学的现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综合以上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城市中生成的民俗”，第二，则是如何将“经世济民之学”的民俗学以何种形式与城市民俗学的课题与实践相结合，我将在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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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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