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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多次认定“历史文化名城”之后，2003年11月，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经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认定，确认了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等2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5年11月又公布了第二批，有河北省蔚县暖泉镇和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等58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入选。这些名镇名村固然有其作为“文物”遗产的历史价值、风貌特色以及原状保存程度等方面的标准[37]，其与民间文化领域或知识界的美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异，但政府的姿态的确带动了以传统村落为载体，追寻“美丽乡愁”的社会性热潮。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的“再发现”，并不只是基于政府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对其文物价值的认定，同时也是乡愁使然[38]。冯冀才把“传统村落”视为“中华民族美丽乡愁”的归宿或寄托[39]，他在为图文并茂的画册《守望古村落》所写的“代序”里感慨，看到太多“非常优美和诗意的古村落，已经断壁残垣，风雨飘落”，而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正在加深这一进程。鳞次栉比的“水泥森林”唤醒了人们对古村落的重新认识，而保护和“前往古村，就是前往我们曾经的家园，前往我们曾经的生活，我们永远依恋的自然、世代仰慕的历史文化”[40]。这些不满现实的乡愁感受，某种意义上为当代中国知识界所共享。最近，正在热播的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则是新的又一轮对乡愁的渲染。这部由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支持的大型系列纪录片，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乡愁为情感基础，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据说选取了100多个传统村落进行拍摄，现已引起了颇为广泛的关注与共鸣。
乡愁不仅促生了诸多的怀旧产品乃至于产业和市场，还成为推动当下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动力。乡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情绪，它也可能是积极的选择。乡愁通过选择性地对旧时印象的建构，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催生新的仪式、生产新的认同。就此而言，乡愁也是一种文化实践。21世纪初以来全国范围内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无论有多么复杂和重要的国内外政治及时代背景，到处弥漫的乡愁和怀旧情怀都构成其不容忽视的推动因素。因为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归根到底，均属于“求助于过去的现代文化生产模式”，也是当代社会人们热衷于追寻“归宿”的表象，文化遗产的生产同时包含着挽救过去和将其表现为“可参观的体验”[41]。
完全不用怀疑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市化和生活革命之与上述怀旧情绪和乡愁审美之间的因果关系。此种相关并不只见于中国，日本在实现都市化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公众的心理和文化从“都市憧憬”向“归去来情绪”的变化[42]。事实上，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记住乡愁”的呼吁，由于与都市型生活方式相伴生的传统乡土社会的解体，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乡愁甚至成为批判现代性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和生活革命取得决定性、实质性进展的年代，1995年中国的都市化率为29.04％，到2008年便达到45.68％，2013年达到53.7%，2014年则为55%，这意味着亿万农民就是在近些年才刚刚变身为市民，他们和回不去的家乡之间自然会有藕断丝连的情感纠葛。不仅如此，很多乡民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全国范围内出席了明显的教育城镇化现象，现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都市化率和全国义务阶段学校的都市化率（学校设在城市地区的比例），已分别达到83%和66%[43]。据专家推算，未来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有大约3亿人将实现都市化的生活。都市数量不断增加，都市面积日趋扩大，房地产多年持续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而直接获得都市型的生活方式。不久前刚刚进城、成为市民并住进高层楼房里的人们，对于都市生活的不安、不适和对于家乡的留恋、回望和怀想自不待言；就连那些出身中小城市，后来在大都市里追梦、打拼或生活的人们，对故土的乡愁也是分外浓烈，这一点在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作品里已有颇为到位的描述[44]，其中不仅突显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质疑，还有对小城镇慢节奏生活的留恋。
即便是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怀旧与乡愁也与新的城市开发密不可分。1990年代的浦东开发和大规模的内城街区改造，促成了各种以怀旧为卖点的商业营销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较为代表性有新天地、衡山路酒吧街、百乐门、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区等等，均是借助乡愁、怀旧和集体记忆所想象的“老上海”风情规划的[45]。事实上，政府重建上海大都市形象的策略之一，便是有意识地对“老上海”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于是，便出现了一方面大肆拆除老朽的石库门民居建筑，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出以石库门为风情元素、为外貌风格的新建筑群，并对其进行拼接、混搭、置换等多种民俗主义手法的改造。曾经作为普通市民生活空间的石库门里弄区，摇身一变而成为现代中产阶层的消费场所，但其中弥漫着的乡愁所指向的对象，却是对“老上海”的虚幻印象。
近些年来，几乎在国内所有的大中城市，均有对老街区的大规模开发或重建，诸如北京的琉璃厂、天津的古文化街、广州的西关、成都的锦里、重庆的瓷器口、苏州的山塘和平江老街、西安的回民风情街等等，虽然各个城市对其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的开发、保护与重建各有说辞、也各有特点，但它们无一例外均以市民对乡愁怀旧的消费为卖点。无论都市郊外的古村古镇，还是市内的“老街”，均是慰籍市民乡愁的设施。这其中，上海或许比在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更为明显和突出的是，伴随着高速经济成长而形成的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正是以乡愁和怀旧的消费来彰显自身的品位和品味。
当下的中国正在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除了乡村空间和乡村人口的迅速城镇化，接着还有“人的城镇化”，包括人们的衣着、举止、言行，以及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城镇化[46]。这新一轮的都市化进程如此迅猛，必将和已经引发很多担忧和不安。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已被确认为人的城镇化[47]，也因此，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以人为本，必须对人居环境和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关照。于是，感性的乡愁用语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理念[48]，不少专家开始从新城镇的规划设计如何保护传统文化以满足居民的乡愁，或者如何在新城镇建设中保留“乡愁符号”等方面予以探讨[49]。不久前，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上，有学者提出新型城镇化之所以强调“人的城镇化”，乃是对此前“物的城镇化”的拨乱反正，这意味着该进程同时应是中国人重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过程。也正是为了响应中央城镇化工作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住房建设部等部门于2014年6月，在北京启动了“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大型项目，并同时正式地开通了中国传统村落网[50]。“家乡民俗学”与乡愁
乡愁之风也吹到了学术界，推动和程度不等地影响到相关的学术研究。例如，学术界对消费者怀旧消费行为的研究，近些年取得了长足进步[1]。乡愁与怀旧被认定为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倾向，与情绪及情感的需求密切相关，台湾学者蔡明达、许立群提出了一种测量怀旧乡愁情绪的量表，认为人们对“地方老街”的印象中包含了温暖、精美、感触、休闲和历史感等5种情怀[2]，但量表中没有涉及负面情绪，这可能是因为被调查对象在回答问卷的设问时倾向于过滤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如失落感等。中国知识精英大都意识到乡愁与现代化进程相互纠结，是人们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反拨”，因此，也大都赞成用乡愁的理念来校正都市化进程带来的一些弊端。邹广文指出，在现代性的逻辑风靡世界、生活日益标准化、理性化的大背景下，乡愁是对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的追忆、留恋和缅怀。文化乡愁是指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它传达的是一种文化认同与归属，故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乡愁，我们可以找回自己的“身份”[3]。
社会学比较关注乡愁的社会性背景以及怀旧对当事人或相关群体的社会文化身份，亦即认同建构的意义。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一书[4]，作者均具有社会学教育背景，均在乡村出生成长而在城市求学生活，他们在家乡之外有不少农村的田野调查经历，再次回到家乡，研究迅猛变迁的中国农村。该书记录和呈现了一个充满焦虑和乡愁的乡土中国，作者们对家乡当下的各种问题和难以令人满意的现状深感遗憾，提出很多质疑，同时，也都对自己幼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予以正面评价。这些以理性的学术研究为己任的人们，在其批评和内省中却难免有复杂的情绪、情感，他们某种程度上也都属于乡愁或怀旧的“患者”，因为远离家乡和家乡的巨变所导致的焦虑与失落，从一个独特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都市和农村某些局部的现实[5]。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剧烈变迁带来的眩晕，虽说是返乡调查，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旁观者，因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乡土社会”，早已不再是记忆所可印证的存在。
中国民俗学者也对乡愁有所反应。既有民俗学者的著述被以“乡愁”来评论的[6]，也有民俗学者把“乡愁”作为解释中国民俗的关键词，例如，说“年与家”是13亿人的乡愁[7]等等。曲金良在评论新时代的“寻根小说”时指出，对于已经习惯了的民俗文化流失，对于昨天产生的无法排解的“怀恋”、“回溯”的情感，促成了当代文学的“民俗化”倾向[8]。笔者在解释户县农民画时也曾指出，“即便是当年那些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属性的作品及其描述的场景，今天也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农民画里的集体主义精神、奋斗的热情、社会主义情怀、乡村氛围和简朴的生活气息，经由朴素笔触和鲜艳色彩的描绘（或复制），成为人们对特定时代‘记忆’的载体和后现代‘乡愁’的寄托”[9]。
但是，和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相比较，民俗学是更多地得益于、当然也在一定意义上受困于乡愁的弥漫。不可逆转的生活革命和都市化带来的大面积乡愁和怀旧氛围，对中国民俗学而言，首先是难得的机遇。一向备受冷落的小学科，一夜之间成为显学，因为当代弥漫着乡愁的中国社会对过往“民俗”及相关知识（例如，民俗文物、民俗艺术、民俗文化遗产、民俗旅游等等）产生了颇为广阔的市场性需求，这极大扩充了民俗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用武之地。诸如民俗文化的观光化；各级政府发掘民俗文化或民俗艺术资源以重建地域认同的渴求，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浸润着乡愁和为民俗学提供了绝好的机遇。这一切并非偶然，民俗学也乐在其中，因为民俗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地和乡愁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性。
以英国为例，民俗学的起源曾经受到“古物学”的一些影响，当时的人们对那些“古物”的嗜好，其实和今日中国的怀旧和与乡愁对老器物、旧家具、古董品以及民俗文物等的迷恋并无二致。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也是由于近代化导致乡村生活变迁，不少传统习俗逐渐成为正在消失的遗迹，从而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并试图在它们彻底消失前予以记录，这便是汤姆斯首创“民俗学”这一用语的背景。他指出，民俗学的对象是那些民间古旧习俗和民众的相关知识，亦曾感慨有多少令人惊奇而又深感趣味的古俗已经湮灭，就是说，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执著于遗留物，并热衷于丧失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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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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