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通过对民间文学的全景进行观照，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文学的“真实存在”绝不仅仅是文本本身，它是活在生活、语境、表演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学，它的主体是活态而不是静态的。作为风俗的一部分，“活”的民间文学会随着瞬息万变的民众生活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在每一个静止的时间点，它永远有继续生长的潜在能力。正如钟敬文所言：“人民生活在风俗当中，就象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

 

　　为了具体说明民间文学的“活态性”和文本在民间文学中所处的地位，笔者把存在于民众中的民间文学比喻成一颗活着的种子，如下图：

 

　　从外部来讲，不断更新的语境和民众生活是保护种子生命的“土壤”；从内部来讲，“人”（也就是民众）和“人”所具有的一切文化、精神、心理是种子的生命力所在，也就相当于种子的“核”。而种子最为外显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可见可触的“种皮”或曰“果肉”，则对应于民间文学的文本。当我们取用一颗种子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是果肉，因为土壤是外在于种子的，无法一并被取上来；而果核隐藏于果肉之下，一时间是看不见的。正如“果肉”才是一颗种子上最可取的部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抱着学术、政治还是文艺的目的，当官方和知识精英需要取用民间文学的时候，他们只能取来文本。因为，“语境”是嵌入在生活之中，没有办法带走的。活态的民间文学太芜杂、太不稳定，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保存的，只有文本可以被拆解、切割、拼接乃至利用起来。所以，所有以文字为载体的出版物或研究成果，永远只能指涉到文本。而从“经典化”的实践过程来看，由于官方和知识精英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去取用民间文学，所以他们只需取来符合他们口味或实际用途的文本就可以了。语境是累赘的，没办法也没必要取来，否则会对经典的建构乃至各种“目的”的实现造成干扰。而为了整理和研究的方便，知识分子必须选取民间文学中最“有代表性”或“有意思”的文本，而舍弃那些杂多的、旁逸斜出的异文。

 

　　然而，以上的讨论始终是站在“从上到下”的立场上来讲的。如果改换视角，从民众——也就是民间文学的“主体”角度出发，结论又如何呢？第一，民间文学只要脱离了语境土壤就会“失活”。对于物种（即主体）而言，果核才是其本质所在。如果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单单取下果肉进行利用，那么民间文学的种子就离开了它赖以生长的语境“土壤”，而内在的“人”这一“果核”亦无所依托。所以，在民间文学被“搜集整理”上来的那一刻起，它就从一个活的种子变成了种子的“标本”，失去了活性而不再有“生长发芽”（即沿着本来轨迹发展）的能力。换句话说，这是“灭活”的过程，也是活态的“民间文学”变成静止的“民间文学作品”（或者说“民间文本”）的过程。第二，要想有效地利用这颗种子，精英知识分子在建构经典文本的实际操作中不但要把活态的民间文学“灭活”为静态的文本，还要把静态文本中能够“为我所用”的那一部分提取出来，服务于文化建设。当民间文学的文本被搜集上来，它就要面对主流文化的强权规约。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允许多种多样、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任意生长。它的目的始终是对民间文化进行利用。所以，被经典化之后的民间文学，不仅不是活态的民间文学，甚至连“果肉”都要遭到各种方式的删削和加工。这样一来，要还原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这一片土壤中的真实形态，就难上加难了。第三，在深层上，“失活”隐喻着“异质文化”与“均质文化”的对立，以及前者在后者的强大力量下必然被隐匿甚至消解的命运。民间文学是具有区域性的，相对于均质的主流文化来讲，它是一种异质的地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拥有知识的精英阶层假想所有人是一个“均质”的人群，在接触到异质文化时，他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阐释那个“他者”，也就是用公共知识来解释地方知识。那么，将地方知识经典化，从中挑选出符合均质文化需要的那一部分，做成一种面向“广大人群”的静止文本，无疑是一个好的办法。可是，民间文学本身的区域性导致它只在一个“区域”内部具有意义，一旦脱离了这个“区域”，其内容就只剩下了情节、音韵或者曲调，以及由它们组合而成的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是按照公共文化文本惯例所构成的，是知识分子结合自己需要对文本做出的新的阐释，它与文本在原先的区域性语境中所具备的“意义”（或者说是“本义”）已然不同，未必能反映出文本原先所蕴含的文化意味。这就是民间文学在经典化过程中“失活”的深层机制。

 

　　在此，我们还可以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一对比。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作家文学所面向的本来就是一个公共的、均质的文化空间。作家文学的“活性”存在于固定的文本之内，也在于读者（“有知识的人”）对其进行的传播、解读和阐释。民间文学则不然，民间文学的文本并不是固定的，它在传播中会发生变异。知识分子对搜集上来的文本进行解读、改编和经典化，只是在处理那个失活了的“果肉”。民间文学的“活态主体”本身，仍然潜藏于民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是一个永远处于动态的文化存在，它与庙堂上静止的“经典”几乎互无干涉。不过，“互无干涉”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改造，会对原本的“活态主体”产生影响。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比如一个地区的人们若得知身边“田间地头”的文学被树立为庙堂中的经典，很可能会增进他们的文化自信心，由此激发当地民众讲述、传播本土文学的热情。但在很多别的情境下，这种影响却是负面的。比如，一旦知识分子规定了某一种异文为“正统”和“经典”，民众就可能在继续讲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刻意避免去讲述那些“不正统”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本来可能自然发展为更丰富、更鲜活的新的异文。民间文学的自然变异过程，对于观照当地文化和民众心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然而在“正统”的强势话语下，这些演变的可能性都趋向于消亡而非增长。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并没有明显感觉到经典建构对民间文学主体产生的微妙影响，直到近些年，这个问题才逐渐受到了关注。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经典化”会导致民间文学在主流文化语境下被迫“琵琶别抱”，无法体现其自然的、活生生的存在状态。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活态主体”始终是被忽视的。因此，在所谓“民间文学经典”中，本来最应发声的民众始终被压抑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民间文学”这颗种子在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经典化机制之下，必将遭遇“失活”的命运。这反映出民间文学和民众主体在主流文化中并没有受到尊重。那么，作为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我们该如何让这颗种子重新“复活”呢？

 

　　第一，让民间主体“复活”，需要回归求“真”的学术态度。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官方、知识精英对民间文学的“使用”和学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应该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研究者的使命与官方（包括服务于官方的知识精英）不同，他们的根本目标并不是要追求对社会的实际效益，而是求“真”，是探寻民间文学真实的意义，试图了解民间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能怎样为我所用”。为此，研究者需要把民间文学这颗“种子”重新放回土壤中去，也就是回到语境中去研究民间文学的传播、流变过程，以及它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关系。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探求到民间文学的真实意义。实际上，在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对语境乃至“活态主体”的关照是一直存在的。在未来，活态研究仍然需要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