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内容提要：自学科诞生之日起，“经典化”就成为了民间文学的宿命。百余年来，官方和知识精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民间文学经典进行建构。然而，经典化思维终究是一种“有偏”的视角。民间文学的真实存在是一个“活态”的主体，就像一颗有果肉、有果核的种子，在“语境”这个土壤中自足地生长。官方和知识精英对民间文本的“经典化”，实质上是把民间文学这颗种子带离土壤，令它“失活”，偏离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在今天，研究者应努力让民间文学的主体“复活”。

 

　　关键词：民间文学；经典；活态；主；语境；学术史

 

　　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民间文学经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迄今为止，很多书目都以“民间文学经典”命名，“四大民间传说”等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更是被学界冠以“经典”之称。然而细究根源，我们就会发现“民间文学经典”这个话语背后隐含着某种悖论。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民间”和“经典”之间的悖论究竟是如何生成，又是如何在“公共文化”和“地方文化”这两端发生影响的。

 

 

　　在我国古代，“经典”一般是指具有典范性的儒家传统著作。《汉书》云：“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这里的“经典”就是指儒家经典。后来，“经典”又用来指代佛经、古兰经等宗教典籍，或者某一学科的专门著作，如《山海经》、《水经》等。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典”往往与宗教著作有关，如美国学界用来指称经典的“canon”一词，原本是一个对《圣经》的注释。可见，在东西方的定义中，“经典”都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它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地域流布和较高的知名度。从古到今，经典作品始终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核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史上，不少西方学者对“经典”产生和演变的机制进行了研究，逐渐发展出两派主要观点，即“本质论”和“建构论”。本质主义的经典化理论强调文本自身审美特性的作用，认为使得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那种“美学特质”潜藏于文本自身，经典的建构是在文学作品内部进行的。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从纯粹审美的角度维护经典，主张“审美选择总是经典构成的每一世俗方面的指导准则”。而建构主义的经典化理论则着眼于意识形态和官方文化权力的作用，认为经典的形成并不是由于“普遍有效”的美学原则起作用，而是文化权力掌握者的刻意建构。其代表人物、法国文化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文化场域中存在“保守派”与“先锋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前者是固有文化秩序的守护者，后者则是其颠覆者。二者竞争的最重要资源是文化产品的“合法性”即其“命名权”。获得了“合法性”的文化产品才算作神圣的经典作品。所以，经典化的本质是两种文化权力进行争夺的过程。

 

　　从今天的学术视角看来，“建构论”无疑是更符合事实真相的。因为“本质论”所强调的“审美特性”，说到底也不过是文化权力建构的产物。试想，对于“什么是美的”这个问题，站在不同立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给出的答案可能千差万别，但在特定文化语境下，主导审美判断的永远只能是其中的一种，这就需要有人来“规定”哪一种答案是对的。而拥有这种“选择”和“规定”权力的，无疑还是持有文化资本的人。所以，“经典”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被人为筛选和建构的。换句话说，文化和学术本无经典，当官方或知识精英将特定文本进行经典“化”，也就有了经典。比起“经典”一词相对单纯的定义，“民间”的内涵就复杂得多了。几乎每一部关于民俗或民间文化的论著都会先给“民间”或者更简单的“民”下一个自己的定义。“民”是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其定义会受到政治环境、文化和学术传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在“民众全体”和“下层人民”之间，在“社会群体”和“每位个体”之间，在“落后野蛮”和“拥有文明”之间，各家各派至今还在论争不休。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绝大多数语境下，“民间”与“官方”都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甘居草根地位的“民间”与源于主流文化的“经典”，原本不应该是同一个空间之内的概念。因此，当我们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反复被提及的“民间文学经典”一词，就很容易感到某种悖论甚至荒谬的意味：“民间”与“经典”这两个相互平行的概念，是如何通过“文学”被神奇地捏合到一起的？实际上，对于什么样的文本可以称为“民间文学经典”这个问题，前人的确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一方面，一部作品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都必定面对两个基本的评价标准：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只有兼具美学欣赏价值和符合主流定义的“思想性”，这部作品才有可能被纳入经典评选的视野。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文学自身具有很多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特征，人们对“民间文学经典”的评判也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标准，那就是以民间文学的四大特征来衡量。

 

　　根据钟敬文等前辈的结论，民间文学的四大特征为“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在文本中，这些特征表现得越鲜明，就越容易被民间文学研究者树立为“经典”。“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内在和本质特征，姑且不论；“集体性”体现于文本在民间的“知名度”，这一标准可以被量化为地理分布的广泛程度和讲述者的数量规模，在民间知名度越高的文本，越容易被经典化；“传承性”体现于文本传承的历史时间，传承时间越久，越容易成为经典；“变异性”则直接体现在异文数量上，异文越多，民间文本内在的创造潜能越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间文学的这些基本特征，与“经典”本身的定位可能是存在矛盾的。如《非经典理论时代的来临——从“经典”与“民间”说起》一文指出：

 

　　作为经典,起码要有四个要求：一是，它一定有一方面是固化的，不动的，不管是内容还是主题还是形式还是感情基调，它不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二是，它是可以用来衡量和评判相关的同类事物的，它一定是某段历史时空中最高标准的一员，因此它可以是这段历史时空中最高标准的合法合理的代表；三是，它一定是高于它被经典化的那个标准的，除了经典标准的阐释外，它还具有无限丰富的阐释可能；四是，它是无法再创造的，不可完全被复制模仿的，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固化的”、“不动的”等形态特征，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点存在根本矛盾；而“无法再创造”这一条，更是难以与民间文学相容——须知道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生生不息的再创造。这篇文章对“经典”的定义，实际上已经暗示着“经典”与“民间文学”其实存在某种本质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不由得要产生更加强烈的疑惑：如果“民间”和“经典”果然如此矛盾的话，那么，在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中，能够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应该是少之又少的。然而事实与推断正好相反，从二十世纪的歌谣运动以来，“民间文学经典”不断被筛选、被建构、被阐发，乃至被传承，至今方兴未艾。要探知形成这一悖论的原因，就要首先查检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哪些文本获得了进入“经典”殿堂的资格，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动因。

 

 

　　（一）歌谣运动：在“雅”与“真”之间

 

　　中国民间文学的经典化，是与整个民间文学学术史相伴而生的。“寻找经典”乃至“建构经典”的倾向，从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那场运动就开始了。在1918年2月1日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刘半农提出入选歌谣应当具备“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寓意深远有关格言”、“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等“资格”。而在1920年12月拟定、1922年2月改定的《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与上述内容对应的一部分被改成了这样的表述：

 

　　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一、字迹宜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三、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亦不可改为官话。四、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

 

　　这份新《简章》取消了原《简章》中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标准，并且特别将原《简章》中“不涉淫亵”这一条，改成了“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这就把搜集整理工作的着眼点从道德、文艺转向了学术。两份简章的差异反映出现代学术史上两种研究观点的分歧，笔者将其分别概括为求“雅”与求“真”。在其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两派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求“雅”一派以胡适、刘半农、董作宾等人为代表。胡适曾经在文章中写道，那些有文学意味的“风诗”应当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得它们“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里所谓“文学的眼光”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审美判断。刘半农更不必说，作为一名诗人，他始终从发展新诗艺术的目的出发，来采集和编选民间歌谣。而几年后，董作宾在有《民间文艺》创刊词性质的《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一文中写道：“民间文艺，是平民文化的结晶品：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国的民众心理，生活，语言，思想，习惯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欣赏活泼泼赤裸裸有生命的文学，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董作宾所需要的民间文学，是符合“雅”之标准的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