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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史与谱牒编纂中的“陈元光入闽平蛮獠”叙事
凡论及福建畲族的历史，都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陈元光及其与漳州地方史的关系。在“畲”之名出现之前的唐代，有关泉（州）潮（州）间“蛮獠”的情况以及“汉人”与“蛮獠”的关系，由于缺乏唐人的记载，大多只能依靠宋代以后的文献来窥其一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正统汉人自居的闽南漳州人却很明确地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起点放在唐代，而这一起点正是与后来被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后人对于唐代闽西南一带“蛮獠”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将校扈从进入该地区平定“蛮獠啸乱”、请建漳州并定居于此这一历史叙事来获得的。
有关陈元光的事迹及其与漳州地方史的关系，学界已有很多研究。由于陈元光其人其事不见于新旧《唐书》，今人历来多以明清以后的方志和族谱等地方、家族文献为据，来重构陈元光于唐代平蛮开漳这段历史，因而在史实层面上曾引起过不少争论。笔者不谙唐史，无力、亦无意于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但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姑且不究其“史实”性，陈元光平“蛮獠”、建漳州的故事并非从唐代即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卓著而辉煌，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暗淡到彰显、从小范围到大地区、从少数族姓到广为诸族姓所共享的逐渐流传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明清之际达到了顶峰，并最终成为被所有以“中原汉人”为认同的漳州人所共享的地方史知识和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撇开新、旧《唐书》不论，陈元光在有宋一代显然并无很高地位。宋人吕铸《题威惠庙》“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祠将军”的诗句，很贴切地反映了宋代陈元光既以民间之神被立庙祭奉、而作为“历史人物”又无明确地位的尴尬处境，甚至作为一方神祗的灵验性，也曾受到过郡人的质疑和嘲弄。这一状况与唐宋南方各地盛行造神建庙的普遍现象和众神地位变动不居的大历史环境相契合。除了民间的庙祀以及可能已开始流传的故事，在宋代陈元光平“蛮獠”的史事似乎少有人知，例如前文引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该文所言完全为漳州“峒蛮”及平“峒蛮”之事，几乎就是陈元光平“蛮獠”故事的“翻版”，然而全文对这段相隔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只字未提，而在对“卓侯”等人平畲功绩作比照历史的评价时，更是只上溯至汉武帝时所谓“昔人治渤海之策”，对于更近的陈元光的“显著”之功则“视若无睹”。以刘克庄的博学及兴化人的背景，出现这样的历史“盲点”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陈元光请建漳州之事见诸史端虽始于宋，但其事迹始末之详则初载于明代中叶黄仲昭所纂《八闽通志》（弘治三年，1490）。此后的历修方志多有记载，且时间愈晚，记载愈详，如：何乔远《闽书》（万历四十年，1612）、刘庭惠《漳州府志》（万历四十一年，1613）、秦炯《诏安县志》（康熙三十年，1691）、林登虎《漳浦县志》（康熙三十八年，1699）、黄惠《龙溪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薛凝度《云霄厅志》（嘉庆十九年，1814）、陈寿祺《福建通志》（道光九年－十五年，1829-1835）及吴联薰《漳州府志》（光绪三年，1877）等。这些方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与陈元光相关的记载大都直接引自《颖川开漳族谱》及《白石丁氏古谱》这两部谱牒。这本是方志修纂的通例，但出现在这些方志中的引述却有其特殊意义——陈元光并非寻常之人，作为“开漳”始祖，他“平蛮獠、建州县”的功绩是漳州历史的开端，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集体记忆”的“潜质”，尽管在明代中叶以前，拥有这一“记忆”的“集体”也许只有陈、丁等少数“大族”。
另一方面，这些引述不仅反映出方志的地方史叙事“语言”强烈地受到家族谱牒的影响，而且这些受到某些姓氏家族历史叙事影响而修纂出来的方志及其所“代言”的被经典化的地方史，又反过来以资源或框架的形式影响到更多的姓氏、家族的历史重构。这一现象可能很早即已开始，但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陈元光的“开漳”故事成为“漳州人”共同拥有的、包括文字和口传形式的祖先拓殖史与“汉人－蛮獠”分类史，应该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这一过程涉及到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漳州一带陈、丁等“大姓”及其他姓氏家族组织的发展，地方文人的文化活动，“威惠庙”庙宇网络的扩张及其仪式传统与汉人社区的形成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时空脉络，笔者当以另文专论。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这一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姓氏以“寻得（失落者）”的方式纷纷加入了陈政、陈元光将校扈从的行列之中，为本族祖先的来历和“中原汉人”的血统找到了“历史”依据。例如，光绪《漳州府志》言：“按唐陈将军政出镇绥安，将士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人。万历志止载许天正、卢如金二人，康熙甲午志乃于龙湖分注得卢伯道、戴君胄以下三十人。”所谓“一百二十三人”，是民间流传的随陈氏父子入闽将校的人数，但其中具体的人名，却是经由明清两朝不断“补遗”累加而来：万历志（当指刘庭惠《漳州府志》）只载二人；至康熙《漳浦县志》，已载有姓名者三十人，《大清一统志》、《闽粤巡视纪略》则提及“五十八人姓”；而在光绪《漳州府志》中，则增补至九十六人。有趣的是，这些增补进来的人很多都是从不同时期编修的《陈氏家谱》、《施氏家传》等族谱中“得”来。
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一百二十三人”中的成员，实际上是包含三个层次的历史创作的结果：一是陈氏等“大姓”巨族不断重修族谱，重构历史记忆，使其祖先的“历史”变得越后越详；二是地方志的编纂者们不断把“大姓”谱牒中的文字纳入方志之中，使之成为经典化的、并且能为更多人接触和学习的地方史；三是许多姓氏不断受到“陈元光率部入闽平蛮獠”这一地方史主流叙事及其所代表的“中原汉人”正统性的影响和吸引，并在创修族谱时有意把本族祖先与这种叙事和正统性联系起来。正是这三个层次的历史创作活动同时展开并相互影响、相互吸纳、互为所本，历经明清两朝，最终共同建构起为大多数“漳州人”所共享的历史记忆。时至民国，仅以有谱可据者统计，漳州地区各县中有涵盖半数人口以上的“大姓”均称本族是某位随陈元光入闽祖先的后裔，而这一故事的讲述以及寻找祖先与后裔的努力至今仍在继续——“一百二十三人”中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失落者”尚未“寻得”。
显然，在以“中原移民”为象征的汉人认同成为地方社会的主流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持续不断的，渐成风尚的修族谱、找祖先或者把祖先归入陈氏将校之列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汉人认同的“文化运动”。在所有以“汉人”自居者当中，虽然我们无法判定何人何姓确为中原移民后裔，何人何姓则为土著转变身份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构成“漳州人”的重要成份来源。傅衣凌先生所说的十几个“畲姓”中，大部分都能在“一百二十三人”中的有名有姓者找到，这种宋元时期的“畲姓”与明清时期的“汉姓”之间在表面上所构成的“巧合”与对应关系，或许可以让人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有不少原本被目为“蛮獠”或者因“入畲”、“陷畲”而被视同“蛮獠”的族姓，在“向化”过程中，通过习得那套“历史知识”，重构祖先的历史记忆，从而摇身一变为“汉人”。这种转变在清初已被某些方志的编纂者注意到，如“盘瓠子孙盛于三楚，所谓五溪蛮是也，其散处于闽粤者间有之，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平和县）诸山木拔道通，瑶僮安在哉。盖流传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所谓“相与忘其所自来”，这一集体性的“失忆”现象，显然是“盘瓠子孙”被另一种“集体记忆”所替代的结果。因此，对于唐宋以后漳州地区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言，“陈元光入闽平蛮獠”的故事无疑既是被不断建构的地方史书写的基本框架，也是被不断书写的地方史本身。推动这种书写持续进行的动力，来自于汉人认同作为支配性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在地方社会的渗透；而在口传的层面，这一故事则因其对于“汉”与“畲”不同的象征意义塑造了当地族群分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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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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