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厄尔·迈纳是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美方团长，是他与钱钟书等一同开创了大洋两岸比较文学对话的历史篇章。也正因感受到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阵营这一事实的冲击，迈纳日益认同了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关于“比较文学终究要走向比较诗学”的预见，[32][5]而且还为自己起了一个用于对话的中文名字“孟尔康”。根据迈纳的论述，西方诗学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为根基，在最初只偏重戏剧和叙事，故而在后世产生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观及批评理论就不足为怪。通过跨文化比较，迈尔指出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在内的非西方话语另成体系，它们以颂唱的诗歌为中心，显现为“情感-表现”型（affective-expressive）的诗学。如今，在全球关联的体系中把各自有别的东西方诗学加以比较十分紧要。然而由于“西方中心观”的长期影响，在实际的跨文化实践中每每表现为彼此间的不均衡。一方面，西方的各种机构长期助长了无视东方的不良倾向；另方面，处于边缘的非西方人士却不得不与西方话语看齐。结果——用迈纳的话说即出现了：“他们知道我们说知道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说知道的。”[33]

 

　　面对跨文化对话中的这种不均衡格局，需要继续深究的是，从荷马到莎士比亚、卡夫卡直到近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和博客作家、电子游戏创作者，[34]由希腊传承的缪斯能借西学话语的强势在各种变形中不断重生，东朗——非西方世界“活着的荷马”，却在从“现代性文学”、“国别文学”到“破除迷信”直至“非遗”运动的历程中遭受“文学”话语与体制的重围而深陷困境。

 

　　所以，如果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漫长的《缪斯变形记》的话，现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历程则可浓缩为被literature日益围困的《东朗消隐录》。

 

　　小结

 

　　所以，笔者的结语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可以通约的“文学”，无论在言辞、实践还是阐释方面都没有。以英语的literature与汉语的“文学”为例，二者只存在表面对应，却未能全然相等。这样的局面导致了不同文论话语体系的对话困境，当然乐观地看，也为“文学”概念的阐发提供了继续扩充的余地。

 

　　与近代引进的“数学”、“化学”、“群学”乃至“诗学”等翻译术语对照，“文学”其实是对Literature的错误翻译——其“学”无指，其“文”不明。虽经近百年的本土化历炼，该词语表面上似乎已约定俗成，能在使用者间进行意义传递，实际上仍语焉不详，各指东西。若要解决此难题，在我看来，首先就要突破近代以来的语词牢笼，解放汉语，让其回归本土传统的“文”之本义，至少返至《文心雕龙》所言肇自太极、与天地并生的“人文”——人造之文，亦即人类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意象创造，包括一切与生命表述相关的书写、文辞、颂唱、歌舞直至连通圣俗的仪式和扮演。这样的人文与天道相通，体现人天关联的由内及外，故而“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5]若考虑到经历了几代人的使用积习而不便草率废除被误译的“文学”一词，不妨考虑以《诗大序》、《艺文志》到《文心雕龙》的汉语经典为依托，对这一特别的外来语重新注解，将其中的字义加以发挥。比如可就如刘勰那样将其中的“文”诠释为与天道呼应的人文——人化之文、人心之文，“学”则与“学而时习之”关联，指以心志外化为基础的后天习得；二者合称，即指“艺化的人文”和“人文的艺化”。那样的话，“文学”是名词也是动词，指六艺贯通的样态和实践。由此推衍，“文学的人”便是“兴于诗成于乐”的集大成者。[36]也只有这样，才可使汉语的翻译与其原本的西方术语大致对应，让“文学”一词代表集摹仿、叙事和抒情于一身的总名重任。

 

　　当然，一旦连汉语也要回归自己的本相，同样的诉求就一定会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多民族格局，也就是说，在跨文化诗学对话的实践中，还需考虑多民族群体及多文学类型的存在。在中国，除了自晚清帝国便为人熟知的“五族”（满汉蒙回藏）之外，还有苗、壮、彝、侗族、布依、土家及维吾尔、哈萨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数十个不同群体。他们不但拥有彼此不同的文学实践，也传承着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或诗学话语——尽管都不用“文学”或literature这样的抽象总名统称，而会以特定的专名分别叫做Hxak mongl diel/Qend Hxak（苦歌/反歌）[37]、“多耶”（歌舞）、“合款”（立约）[38]或“吾查们查”（指路经）、[39]“撮泰吉”（变人戏）[40]……等等。

 

　　这样一来，又该怎样对待世人无法就“文学的涵义”达成共识这一困局呢？我认为办法或许需要后退一步，往深处下沉，绕过对“文学”的定义，去探寻“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

 

　　从文学人类学观点看，我们应当关注与文学具有的人类性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人类具有的文学性。人类具有的文学性是人类生命的“内传统”、“内传承”，也即文学后面的文学。因此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传承。

 

　　所以，即便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所谓的“文学危机”，此危机也并非像米勒担忧的那样，仅在于叙述体故事或印刷体小说在族别、国别或某文化圈内的表面终结，而是人类“内传承”丧失，也就是“缪斯”或“东朗”在世界各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黯然死去。就如英伽登在上世纪便曾指出过的那样：一旦偏离了人类与生俱有的创造本质，“没有从自我中升华的坚毅，人肯定要退回到动物性，而这是他死亡的征兆”。[41]

 

　　到那时，我们就都会变成植物（或植物人），在枯萎后蜕化为化石或被制作成标本，遗留给来世的歌手——如果还有的话——颂唱和变形。

 

　　危机的确存在。出路或许在于回头：回到起点，返归原型。

 

　　在表述为何进行文学理论的跨文化对话时，厄尔·迈纳坦诚他是在“为人类的文学而歌唱”，目的在于“激起众多的缪斯一起歌唱”。[42]

 

　　这话说的很好，但还可再补一句：要让更多的东朗们一起参与、和声传唱。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