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大都市居民对“外地人”的界定主要有三个基础：(1)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2)以职业阶层为代表的市场性基础；(3)以文化或社会化为代表的族群性基础。近年来，大都市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外来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正日益改变着包括原居民和新移民在内的所有都市居民对“外地人”身份的认同，以职业阶层为代表的市场性基础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变得日益重要(认同率均在2/3左右)，而以文化或社会化为代表的族群性基础的重要性被不断削弱(认同率最高不超过4成)。这预示着，只有同时拥有本地户籍和高职业阶层的人才是大都市中最大的赢家，而缺少这两者中的任一项的人则难免会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比如外来中产和本地非中产就是代表。

　　第二，地域身份意识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和社会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是由人们各自所处的制度和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与别的群体相比拥有了一些相对的优势和劣势，这些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对于他们建构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边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如本研究中所发现的，户籍非中产和外来中产都对是否拥有本地户口这一点非常敏感，因为前者虽然处于阶层劣势位置但仰赖本地户口获得了相对的身份优势，而后者虽然处于阶层优势位置但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而处于相对的身份劣势。又比如，移民二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是移民的后代，但又在本地出生和成长，这种身份上的交叉性和矛盾性使他们在地域身份意识上的态度具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比如更强调族群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出生地和方言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因为也许在移民二代的潜意识里，仍然能觉察出他们与父母也是本地人的同龄人的微妙差别，但同时与移民一代相比，他们对本地的认同度要高得多。回乡二代是另一个矛盾群体，他们也同样标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先天的族群基因，比如会说上海话。

　　第三，户籍对人们态度的影响依然受到城乡差异的深刻影响。农村户口的人更不认同从族群或阶层的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这是否提示我们，对于农村户籍的外来人口，与能熟练使用本地方言与本地人沟通以及不再从事人们传统认为的“农民工”的工作相比，获得本地户籍更能让他们产生地域归属感？

　　第四，方言对于人们的地域身份意识或地域归属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说是形成地域身份意识的最核心指标。使用同样的方言，能迅速拉近不同人群的社会距离，促进人群间的融合。这对于高流动社会背景下建设和谐的新“土客”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①在本文的研究议题下，“上海人”即是与“外地人”相对的“本地人”概念，所以在这里，“上海人”的形成过程即是“本地人”的形成过程。这有别于在过去上海城市语境中称呼上海浦东人等原住民为本地人的情况，特此说明。

　　（本文刊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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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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